《古今乐录》是南朝陈·智匠撰写的一部音乐专著，作者记录了从汉魏至南朝陈朝鼓吹乐、横吹乐、相和歌、清商乐、琴曲歌辞等各种音乐体裁及其作品，其史料价值已属罕见。可惜这部书在宋代已经亡佚。宋代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曾见到这部书，并引用了其中许多文字来考证乐府诗。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留存《古今乐录》文字最多、最集中的一部书。清代的辑佚家王谟和马国翰，在他们的《汉魏遗书钞》和《玉函山房辑佚书》中都对《古今乐录》进行了辑佚，可是二书所辑文字不多。1990年，吉联抗出版《古乐书佚文辑注》，专从《乐府诗集》辑出《古今乐录》文字，并适当添加注释。
除辑佚之外，标点也是该书整理工作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古今乐录》文字中间，智匠又引用了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和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等早已散佚书的文字，加之一些以后又不常用的古代音乐术语。文字的标点就成为一个难题。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校勘本《乐府诗集》(以下称中华书局本)，其中涉及《古今乐录》的文字，特别是关于“相和歌”这部分文字，标点存在一些错误。吉联抗《古乐书佚文辑注》只是对其中的个别标点进行修正。文献的标点关系到史实的理解。而实际上，《古今乐录》“相和歌”文字标点讹误已经影响到当今一些音乐史研究论著。笔者曾著文对其中有关音乐术语的字、词进行考证，但今天仔细推敲，觉得还存在不少问题。这几段文献还需进一步整理。故不揣浅陋，再做考证。
王、张、智三人叙述文字的区分
《古今乐录》“相和歌”文字中标点较为困难的是“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四段文字。先按中华书局本《乐府诗集》的标点抄录如下：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七曲：一日《长歌行》，二日《短歌行》，三日《猛虎行》，四日《君子行》，五日《燕歌行》，六日《从军行》，七日《鞠歌行》。《荀氏录》所载十二曲，传者五曲：武帝《周西》、《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风》、《别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传：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长歌行》；武帝《吾年》，明帝《双桐》，并《猛虎行》；《燕赵》，《君子行》；左延年《苦哉》，《从军行》；《雉朝飞》，《短歌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张永《录》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妇织绮罗’，不在歌数，唯平调有之，即清调‘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篇，后章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是也，张《录》云：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余，王《录》所无也，亦谓之《三妇艳》诗。”
“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录》所载九曲，传者五曲，晋、宋、齐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谒》，《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愿登》，并《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传：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辞《白杨》，《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辞《相逢狭路间行》是也。其器有笙、笛(下声弄、高弄、游弄)、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歌弦四部。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晋、宋、齐止四器也。”
“王僧虔《技录》：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东西门行》、《却东西门行》、《顺东西门行》、《饮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乐宫行》、《妇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墙上蒿行》、《野田黄爵行》、《钓竿行》、《临高台行》、《长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福钟行》、《艳歌双鸿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门有车马客行》、《墙上难用趋行》、《日重光行》、《蜀道难行》、《棹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杨行》、《胡无人行》、《青龙行》、《公无渡河行》。《荀氏录》所载十五曲，传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游》、《上山》，明帝《赫赫》、《我徂》，古辞《来日》，并《善哉》；古辞《艳歌罗敷行》是也。其六曲今不传：《五岳》，《善哉行》；武帝《鸿雁》，《却东门行》；《长安》，《长安城西行》；《双鸿》、《福钟》，并《艳歌行》；《墙上》，《墙上难用趋行》是也。其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后。晋、宋、齐止四器也。”
“王僧虔《技录》：楚调曲有《白头吟》、《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后。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龙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鹍鸡游弦》、《流楚窈窕》，并琴、筝、笙、筑之曲，王《录》所无也。其《广陵散》一曲，今不传。”
《古今乐录》这四段记载，每段之中除智匠的话之外，均有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的话，有的还有《荀氏录》的话。中华书局本的标点，基本是按文字前后次序标点的。这样标点，尚嫌粗疏。因为《古今乐录》的论述方式，有非常明显的历史考证特点。并且比较这四段“相和歌辞”，可以发现智匠在引用前三种书的文字时，它们不完全是依次引前人的著述，常常是边引文边考证，即智匠在引用前人话时，又常常插入自己的话。这样，这四段记载之中，王僧虔、张永、智匠和《荀氏录》的话是互相混杂在一起。
毕竟，这四个著述人生活年代前后相差不少。哪些话是哪个人说的，不细分清楚，理解上就有偏差。
王僧虔和张永都是宋、齐时期人，《宋书》、《南齐书》和《南史》分别载有他们的列传。《宋书·张永列传》(卷53)说：“永字景云，……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刘义隆)所知。”
张永《元嘉正声技录》，《隋书·经籍志》尚有一些记载，甲部“乐类”曰：
“《春官乐部》五卷”，下附注：“梁有《元嘉正声技录》一卷，张解撰，亡。”
“解”字系误写。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公元424—453年，前后三十年。可见该书记录的是这一时期宫廷音乐中的一些情况。又注明亡，说明梁时已亡。《隋书·经籍志》(卷35)“集部”在记载“《吴声歌辞曲》一卷”的附注文字中提到了张永编撰的歌曲集：
“《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虽未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