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重大命题。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党的政治建设范畴的提出，促进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结构优化和形态跃升。党的政治建设体系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权威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内政治价值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以“四性”为特质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以“三位一体”为结构范式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以“四自”和“四力”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的党内政治生态体系。
[关键词]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1000309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创新品质的重大命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这一命题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验判断，因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 “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只有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探讨党的政治建设命题，才能更深刻地省思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重要价值，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逻辑，建构具有高度自洽性的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要求。
一、 党的领导与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
政治从来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物，政治建设的理论范式与行动路径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现实使命和发展战略紧密关联。对我国而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归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逻辑必然。
在国家转型的视野中，“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通过对其主体、动力、范围、速度、步骤等相关要素的揭示，创设出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参与、制度创新等发展历程的重要视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也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思考坐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发展的目标设定和战略要求。“现代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就其原初含义来说，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由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迁趋势的思考。20世纪以来，各种版本、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方兴未艾并渐成显学，为各国文化及政治精英广泛接受。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不独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现代化表征着一场人类逐渐摆脱异化状态和减少依附性，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多侧面、全方位重构的历史发展运动，凝结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化既是一种程度化认定，更是一种过程化描述。不同国家迈进现代化门槛的起点不同，所经历的路径也千差万别，因而也体现出不同的历史逻辑。总体来说，主要有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均在主权完整、民族独立的情境下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引擎和动力，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占据着全球化先机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依靠“丛林法则”转移制度成本、积累财富，缓解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应对利益冲突多元化风险，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包括国家制度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稳定化等内容的国家形态切换。然而，时至当代，耐人寻味的是，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获得独立主权、意图借力全球化资源实现本国现代国家转型时，欧美发达国家产生了这样的怪象：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剧烈涌动，精英群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这恰恰折射出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缺失道义力量、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扩张式、掠夺式的现代化逻辑。
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后发式、外生型模式，有其特殊规律。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在既缺失工业化的内源性动力又处于因主权不完整而无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契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国家建构与启动现代化同步进行、以国家建构凝聚权威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路径。现代国家是以承认和保障社会个体的自由平等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因而政治建设天然成为国家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历史表明，政党是政治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廷顿对此的观点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P341）他还特别重视政党在遏制现代化负面力量中的作用：“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1]（P54）即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强大政党的权威性主导是保持稳定与秩序的先决条件。反观21世纪以来一些在“颜色革命”中复制或移植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均因缺乏以政党为核心的权威政治力量的主导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困境，现代化之梦最终化为泡影。
中西方政党产生的方式不同，决定其使命担当存有根本区别。按照萨托利的观点，西方政党属于内生型政党，是在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内产生的。从其实践结果看，其主要使命在于以民主的名义，通过一次性投票方式实现政治精英更替，并逐步演化为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基本制度工具。近代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解体、内外危机交织、救亡图存为首要使命的背景下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迈进现代化门槛时的最初形态：帝国的规模、崩溃的权威、分裂的社会、坍塌的信仰、贫弱的机体。显然，这种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要求，而是外力使然；不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且缺乏有效的主导力量。……在社会无力、国家无效的状况下，中国要维系规模巨大的整体，并努力将其带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就自然需要第三种力量，这就是政党。”[2]由此可以说，中国政党不是单纯为民主运行而产生，其使命极大超越于西方民主化语境中的政党，首要职责是救亡图存，通过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实现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建构，再以赶超方式推进现代化转型。然而，组建政党仅是先决条件，如果缺乏围绕政党而形成的主导性权威和领导核心力量，梦想仍会沦为空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松散，最终没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轨道。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成功，展示出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逻辑。“中国形态现代化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3]在中国现代化逻辑的演绎过程中，贯穿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政治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P34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