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影响评估之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一词，最初是在生物学中运用的。它主要是形容生物有机体的成长，是指生物有机体的定向、渐进的变化过程，即结构分化和复杂程度的增加。后来“发展”一词用来表示社会进化，强调人类是朝着理想的方向进步的。广义的“社会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等等。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因此，广义的社会发展也常被表述为“社会进步”，而经济增长一般被视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那么该如何来评价一个社会发展的状况?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强调社会评估极为重要，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方法，分析和审查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部门政策及其对贫穷、就业、社会融合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评估贫穷、失业和社会紧张状况与社会排斥的程度及其它社会因素。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综合社会经济的因素，从“社会进步”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与结果出发，尝试评估民进党执政对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社会影响指标通常是那些衡量就业、绝对和相对收入、以及教育、健康、住房、社会一体化及其它社会服务水平的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只靠经济发展、更要以科技成就、教育普及、社会融合及其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等来衡量其成熟度，评估其政府的沟通渠道、社会的融合、公民的道德勇气等软性因素，而就某一个地区某一时段而言，只能选取若干指标来进行分析。结合上述的指标体系与资料的可得，我们选取了如下一些参数：收入、就业、贫富差距、社会融合、社会精神来进行评估，主要集中于对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
二、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影响评估范畴与结果分析
在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之所以获胜主要是由于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其实民众希望政党轮替执政，不是选民对哪个党有偏见或喜爱，作为草根选民其目的在于永葆自由民主，繁荣进步，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自民进党掌权以来，台湾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因为“政党轮替”而出现好转，反而因为新执政当局的能力不足与政策错失而恶化。如在过去六年经济下滑、失业率不断上升、贫富分化加剧，缺少社会公义，人民福利受损，社会失序，社会融合未见增进，当局不断作出各种改革，但社会却相对少有进步，社会也变得愈来愈分化，市民对“执政当局”的信任、与“执政当局”的关系亦受到很大影响。下面就结合上述社会影响评估参数及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社会状况的有关统计指标与结果对其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分析。
(一)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缺乏活力
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平均经济增长率很长时间保持在8．9％左右。但民进党“执政”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不到3％，2001年还创下历史最低点，为负增长2．7％。民众所得缩减，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说，10年前台湾就已达到1．4l万美元，但现在已降到1．2万美元，造成人均所得低于10年前的水平，人均所得5年前比韩国高4000美元，而今却落后于韩国。另据“行政院”主计处一份调查显示，2002年岛内平均每户家庭资产净额为736万元新台币(以下货币单位均为新台币)，较1999年剧减了73万元，财富的缩水必然影响消费意愿，从而紧缩经济增长的力道。银行经营体制恶化，美国权威信用评等公司穆迪以及所罗门美邦证券等估计，台湾银行实际呆帐率应高于15％，总呆坏帐金额可能高达600亿美元，占GDP的20％。近年来，为了刺激消费，大量发行金融消费卡，导致民众盲目、过度消费，卡债问题严重，成为一大新的社会问题。财政持续恶化，如2001年度与2002年度，财政赤字分别为2424亿元与2586亿元，2003年度财政赤字增加到2700亿元，2006年度当局累计债务余额将达3．9万亿元，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与债务的增加，对台当局的施政与重大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压力。再者，由于施政能力不足，财经、环保、社会福利政策摇摆不定，加上岛内政争加剧，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三通”得不到实现，造成岛内投资环境恶化，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减少，产业外移，冲击就业与出口。加之，当局排斥与大陆经济融合，及无法融入东亚地区经济区域一体化浪潮之中，台湾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在丧失，走向边缘化危机。
(二)失业率上升，痛苦指数升高，新贫者增加，贫富差距扩大
台湾在1996—1999的四年中，仍保持着6％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虽有所上升，但还在3％以下(2．6％－2．9％)；然而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失业问题变得突出与严重，还呈现如下特征：(1)从地区上看，中南部普遍高于北部。原因是前者以传统产业和农业为主，产值萎缩得快，后者系工商业发展中心，科技业较集中。(2)从年龄上看，过去以中高龄劳动力为主要失业群的现象，如今有向其他年龄层扩大之势，失业明显出现年轻化的趋势(25—35岁，失业狂潮已威胁到了许多青壮年人口的就业权利。(3)从职业上看，岛内失业最严重的仍是基层劳工，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最易失业，专业技术人员仍是“就业市场的宠儿”。(4)从产业上看，传统产业的失业者居绝大多数，但是近来也波及到了高科技产业，不仅基层劳工失业，而且不少白领阶层也加入失业队伍。由上可见，弱势群体占据了失业的多数。台湾目前失业率节节上升的根源在哪里呢?岛内学者认为台湾失业率上升的根子在台湾的上层建筑方面，政治不确定性以及民营化浪潮席卷所有公营企业等经济政策的不当所致，而经济活动的收缩更是增加了失业和就业的不足。
痛苦指数升高，所谓民生痛苦指数，系指失业率及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率二者加总所得，用以衡量景气波动对民众生活中所受物价与失业的双重痛苦，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五年之前平均薪金每年可调涨5％，而2001—2005年来全台平均薪资增加不到2％，物价上涨却超过了5％。2000年上半年，民生痛苦指数仍在4％左右，下半年起，失业率迭创新高，民生痛苦指数一路攀升，11月高达5．49％，台湾主管经济部门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已突破7％，创下台湾70年来的最新记录。
再看新贫现象与贫富差距变化，虽然台湾经济在过去四十多年有可观发展，但现时低收入户有8万多户，总人口约20．5万人，比2000年多了5万多人，据前不久国民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台湾有136万户靠举债度日，约有1200万人属于“新贫阶级”，贫穷率在民进党执政以来不断上升。岛内学者认为，曾经是台
湾社会中坚和主要经济支柱的中产阶级，不少已经成了新贫家庭。2001年以来，台湾游民大幅增加，且游民不但年龄层越来越低，学历也有高中、中专甚至大学以上者，有的还当过老板，他们均受到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而破产、失业，不得不风餐露宿。六年前，岛内贫富差距还不是很悬殊，基尼系数为4．1，从2001年起突破6倍，而且不断扩大，现已达6．29倍。令人担忧的是，不但高所得与低所得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且两个世代的财富累积效果，更使得贫富家庭之间在拥有财产多寡上，要比所得分配更为悬殊；再加上上代财富转移的效果，造成不同家庭背景的社会新生成员在立足点上，出现严重的不公平。
总之，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快速升高，大企业也面临产业结构重整的挑战，所有工薪阶级都受到市场竞争压力的挑战，有限的社会保障能力更令绝大多数工薪阶级面临险境。痛苦指数升高，贫富差距扩大，新贫者增加，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现时台湾市民经常接触的是收入下降、失业、破产等问题，市民对个人前景的信心愈来愈低，对当局不满的情绪加剧，这将引发社会矛盾，衍生诸多社会问题，亦将影响社会安定，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三)社会治安恶化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犯罪率高；二是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三是大案要案多；四是黑社会活动猖獗，枪支、毒品泛滥，五是色情泛滥，网络犯罪，忤逆乱伦等受西方不良习气影响产生的现象也较多。有统计资料显示，自2000年7月至2001年3月，岛内重大犯罪案较上年同期暴增2．4万件，增加幅度超过35％，而且是25个县市犯罪案件全面增加。台湾长期存在的黑社会问题及黑帮火并事件仍不断发生。2005年4月22日台湾《联合报》的调查显示，台湾民众最不满意的是屡屡被诈骗集团恐吓诈骗。高达87％的受访民众抱怨诈骗事件泛滥，过去一年中，67％的民众接过诈骗电话，2％的民众因此遭受财务损失，全台刑事案、各类暴力犯罪数较去年同期呈现微幅增加趋势，罪犯呈现年轻化、智能化，犯罪者以18岁至23岁年龄结构增加最为显著，且受教育程度也有上升之势，网络犯罪数额不断增加贪污及经济类犯罪触目惊心。台湾社会治安恶化，主要原因有，从政治层面上看，主要是台湾“黑金政治”横行，黑道与金钱、权力关系密切，当局弊案丛生，导致执政当局威信下降，公权力不彰，与此同时，各党派斗争激化，从经济层面上看，则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欲横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主义泛滥，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念扭曲， “去中国化”与西化带来的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规范解体，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所致。
(四)社会冲突、社会运动不断，社会融合度低
一是社会冲突、社会运动不断。民进党执政后，广大劳工日益认清民进党成立以来一向标榜的民主改革及其形象所具有的欺骗性，导致劳工对民进党的支持度降低，再有当局对公营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与大财团勾结伤害工人的利益，很多公营企业的工人不断上街，抗议当局为拼选举无视劳工死活。持续的经济不景气，甚至连“旱涝保收”的军公教人员也纷纷走上街头，为抗议“泛绿”阵营批评教师逃税、并表达对台当局“教改”的不满，6万余教师也愤然走上街头，举行了台湾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教师游行。之外，尚有乡镇市长游行，三万医护人员大游行，抗议现行健保总额制度，灾民大游行，十万农(渔)民上街，抗议当局对农渔会等基层组织“假改革之名，行消灭之实”，损伤农渔民的切身利益等等。岛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冲突、社会运动显示，民众的正常生活被经济发展困境打破，台湾社会失序，社会矛盾在激化，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对社会结构和政策造成长期影响。
二是族群与统“独”矛盾持续激化，2001年成立的“台联党”成为“急独”势力的大本营。“台联党”成立后，肆无忌惮地挑起省籍冲突、诋毁“一个中国”，而陈水扁一方面继续否认“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经济上搞“去中国化”，求得台湾在精神上、文化上、经济上与大陆彻底脱离关系，并采用渐进式手法，企图一步步走向“台湾独立”。由于李登辉、陈水扁及“台联党”、民进党的点火煽风，岛内的族群、统“独”矛盾越来越激化，他们不停地挑起岛内的族群、省籍，统“独”的对立与对抗，以一种煽起民粹的方式，不断地撕裂社会的认同，激化了社会分歧与对立，破坏社会的融合与和谐。
三是由于社会歧视，媒体偏颇报道，大陆配偶以及一些外劳的生活机会、权益受到限制，难以融入台湾社会，社会接纳程度低，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存在多面向、累积性的社会排斥。
(五)危机事件处理不力
社会影响评估亦涉及一个社会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最大突发危机是SARS疫情在台湾的蔓延，民众才惊觉过去所自豪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竟在危机来临时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需求，且当局应变的能力尤其显得疲弱不振。台湾当局没有及时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指挥和运作机制，使全岛的抗非典工作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治疫无方，更可悲的是，在台湾非典疫情严重扩散、大难当前的紧要关头，台湾政党却还在为追究责任大打口水战。在以赢得选举为出发点的思想支配下，各政党只把注意力用在诋毁对方、为本党拉票上，又怎能全力以赴对付危机?凡事与政治挂钩，动辄大做政治文章，只能引起民众愤怒与恐慌等连锁反应，使乱象更乱，不利于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与资源，更难做到迅速化解社会危机。如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所言，SARS的抗疫可以说是全面的作战。这不仅是一个医疗、医药的问题，而是一个行政跟行政危机掌握的问题，有关于管制、隔离、围堵等行政措施必须多管齐下。民进党当局在处理非典疫情时的表现，正反映了其危机处理的不力与无方。
(六)社会精神更陷危机
台湾经济及社会发展并不均衡由来已久，缺乏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及文化，现在物质丰沛的程度早已超过维持基本生存需求条件太多太多，然抑郁症、急躁症的患者增加，自杀率上升，民众普遍有苦闷的心态，看不到台湾未来的方向，造成近年来台湾信教的盛行，通过参与宗教活动来寻找精神寄托和安慰。民进党执政以来，社会精神更陷危机。首先，任人唯“独”导致道德价值观的混乱，政治人物为获取利益不择手段给社会做出了不良示范。特别是标榜“清廉”的民进党，在执政后便迅速沉沦，原本被人寄予“高道德标准”希望的政党，弊案连连，怎不搅乱普通民众的是非观念呢?坚持公理与正义又从何而谈?社会人文环境已被摧残得触目惊心，即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物质生活基础，如果“世风日下”，也仍然不能担保道德与社会生活没有从其它方面溃决的可能。2005年一项名为“全岛
心灵健康大调查”的问卷结果显示，“混乱”一词连续两年夺魁，最能代表台湾的“社会精神”。在整个社会的调节机制尚未全面崩毁之前，各界急需共同关怀生命的基本核心一心灵价值，任何置社会精神于不顾，都不可能建立起合理有序的社会。
(七)政策与效果
民进党上台不久，就发生了“八掌溪事件”，造成多位官员下台与第一波执政危机，新当局形象大受影响。接着有关“核四电厂”的存废、“国民年金”制度的施行、劳动工时制度的改革、美浓水库的兴建与财政划分法的修改等各种政策争议持续不断，引发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同时“府院矛盾”、政党矛盾、民进党内部矛盾等也因权力与理念之争而扩大，民进党的执政不断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与指责。民进党执政不久，随即向财团倾斜的现象，乃至于有重建“新黑金结构”的趋势，“第一家庭”风波不断，2005年以来的“流浪教师风波”、“桃园缺水事件，凸显其执政无能。“股市秃鹰案”、“高捷弊案”、“林文渊收取配股分红案”、“中华电信释股案”等丑闻不断，也无一不被曝光，“绿色执政”的“清廉”招牌，从此被打得粉碎。民进党上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财经人才与执政经验，各部门各说各话，提不出一套完整且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已提出的经济、社会、两岸政策与主张，不相配套，甚至相互矛盾与制约，公共政策问题严重，主要表现有：(1)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经济口号多，落实少。先后提出或制订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方案或计划，如“知识经济方案”、“绿色矽岛构想”、“亚太运筹中心”、“8100台湾启动”、“六年发展重点计划”等，也召开了多次重要的大型经济会议，甚至还提出“拼经济”与“战斗内阁”的口号，但均流于形式，是一个个抽象、空洞的口号，只是为了选举而开出的支票，尚未能有效落实。面对困境束手无策，多为制造议题，并无实际作为。(2)社会政策缺失，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强调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消除歧视，换一句话说，社会发展要保证全体居民的收入安全、就业安全、减少贫困，增加儿童福利和改善政府的社会政策。然而，近年来，弱势族群失业严重，新贫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当局并无得当的回应政策。台湾当局在选举因素考虑下，大开社会福利支票，如老人年金与幼儿福利发放等及各种优惠贷款等政策措施，支出增加，财政问题也日益严峻。有关劳动、失业等社会政策既反反复复，又很不妥当。(3)两岸政策僵硬，每到选举，民进党就将两岸政策作为用以巩固“基本盘”的最大祭品。顽固限制“三通”、直航，使两岸经贸交流无法松绑。顽固坚持“台独”主张，尽管采取柔性策略，推行“渐进式台独”，拒绝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可以说，其政绩不彰，主因在于始终并没有把台湾民众想要和谐安宁生活的愿望和切实改善两岸关系作为施政的重点，而是以“台独”的意识形态为导向执政所致。
从西方民主政治中政党轮替的功能来看，人民无非寄望政党轮替的实现，而能使他们的利益与意见更能落实成为一项符合公共利益的政府产出。然台湾在首度政党轮替的“民主里程碑”之后，岛内各种政治、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争不断，严重冲击经济与社会的安定，社会乱象是过去五十多年来罕见的，社会安全感降低，政治恶斗侵蚀了社会的和谐，而强调经济竞争造成了更多弱势群体。人民原本寄望于政党轮替后的新政治体制能增强维护与伸张正义公平的公信力，结果却让期待落空，政治上的贪污腐败与巧取豪夺反层出不穷，且又无法许人民一个可以期盼的愿景与未来，使得人民对于所谓的“民主体制”，逐渐产生了不可信赖感与信心危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社会发展不足的方面，过去民间消费力旺盛，但是近年薪水停滞，信用扩张过快，民间消费无力，从而导致总体有效需求不振，内部投资环境持续恶化，外商投资与民间投资双双下滑，金融坏账问题严重，财政赤字加大，投资环境不佳，失业问题严重及两岸迟迟不能直接“三通”等，都在阻碍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台湾当局重“台独”轻民生的做法，更对岛内社会问题的恶化起了催化作用。在民进党执政中，两岸政治关系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台湾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社会成本与经济代价。失业、贫富分化加剧，只是台湾当前面对的严重的问题的其中之二，更严重的还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引发的系列民生问题，还有社会文化的恶质化和社会精神的沦丧。有道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以这三个条件来看，民进党执政是无道可言，而政治有道和清明乃是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条件。
三、结论与探讨
社会影响评估视角下的社会变化图景是相对全面与客观的。通过它可以及时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并对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进行预警与改进。经过以上对民进党执政下的社会影响评估分析发现如下事实与值得关注的问题。
1、弱势社群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在减缩，台湾当局在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公正的作用应加强。
社会弱势社群成为台湾这波经济衰退中最大受害者，成了新贫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些现象亦反映他们缺乏参与社会及发挥自我的机会，更担忧的是弱势社群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在减缩。例如，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很容易因为缺乏资源而得不到其他儿童相同的发展机会，在现时讲究全面发展的新教育概念及评核制度下变得缺乏竞争力。台湾在经济起飞后，为不少人造就机会，教育制度亦为贫苦学童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给贫穷家庭带来希望，而近年来，多元入学方案所形成的筛选机制，对于农村地区及低收入家庭子弟颇为不利，令教育体系成为复制社会贫富鸿沟的帮凶。贫穷率在民进党执政以来不断上升，游民也大幅增加。台湾当局及整个社会不可忽视其重要性，必须正视弱势社群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同时兼顾低学历、低技术工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应重视市民参与的社会影响评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要照顾不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需要，保证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发展领域如房屋、社会服务、健康及教育等有最低保障，提升基层劳工及弱势社群的就业能力及竞争力，确保弱势社群享有平等就业机会，基层劳工获得合理的工作环境及待遇。
2、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未受足够重视，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建立值得关注。
台湾经济及社会发展并不均衡由来已久，缺乏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及文化。未来台湾社会发展应以人为中心，不可忽略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等不同范畴的均衡发展。经济的蓬勃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非必然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在个人对自我及生命的认同及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在尊重个人的自由及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人对家庭、社群及社会的责任感及承担感，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才是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根本之道。
社会影响评估传达的是应意识到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互动性及互相依赖的特质，运用新思维，订定社会目标，吸纳社会力量，推行积极措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及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为影响、补足、依赖的特性，忽略任何一方均会带来不平衡，影响两方面的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并使之相互支持。
3、建立融和的社会文化，重塑社会精神。
社会和谐与融合是一个社会最珍贵的核心价值。社会一向存在各种向心及离心的拉力，社会矛盾经常存在，最重要的是达到一个平衡，控制并将社会矛盾及冲突转化为正面的动力。为达到此目的，当局及民众均需有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团结的决心及承担。建立凝聚力、巩固正面价值观以及维持市民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等目标，避免造成社会分化、疏离等问题。重塑社会精神，首要是不宜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来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只重视与强调物质经济活动的无限扩张的发展形态，唯经济发展独尊，置社会理想、价值与意义于一旁，忘却社会发展的原初目的与终极意义。
总之，台湾民众所需要的是安定、稳定的两岸关系，发展台湾经济以及更加稳固的社会福利体制，是政党改革和发展的终极走向。民生的问题无法靠选举许诺来满足，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效。未来带领台湾经济走出困境，恢复市民对前景的信心，消减贫穷，增加就业，照顾弱势社群，提升市民对社会的归属感，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社会融和，包括社会共识、互信，减少对弱势社群的排斥、忽略及歧视，及协助弱势社群全面参与社会是未来台湾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值得关注和检讨，共商大计加以改进，毋宁是更迫切的议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