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道历史难题，到底是启蒙引发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启蒙？十八世纪中后期，法国文人的保守倾向是不是旧制度的表现形式，革命是颠覆了旧制度，还是延续了旧制度？新思想与旧制度之间有一条边界，边界上时有冲突，或是由于政治理念，或是由于宗教信仰、行文风格，能不能根据边界上发生的故事窥探旧制度、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一生行走在这条边界上，他的境遇，对于同时代的文人来说有没有普遍性？
十八世纪，法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神学时代沉闷的话语体系消失了，识字率提高，个体意识觉醒，普通人开始关心公共事务，报刊是最得力的方式。科学、文学、诗歌、雕塑等学科都有相应的刊物，“阅读报纸时，热爱科学艺术的人会了解它们的进步”。一个新的语言空间由此形成，它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对于这个语言空间，当时的共识是“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主导的出版业，其中有不同于神权与君权社会的观念（理性、自然、后代、荣誉），寻求真实，呼吁改革。一七七九年，《法国文学艺术共和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描述了它的特征：
所有决定人的命运的政府……它们的权力只限于人身和财产，但有一个特别的王国，它只影响人的精神，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那是才能与思想的王国，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本性上是自由的，各类科学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员。
理性与自然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虽不明显，却在塑造人的现代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因素，如后代和荣誉。人死之后是下地狱还是入天堂，对于那时的文人，不再是严肃的话题，后代的注视与评价更有意义。一七六五年冬，狄德罗与雕塑家法尔科奈（Falconet）讨论这一观念的意义：后代的关注会不会（让现代人）举止优雅，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分别后，狄德罗在信中又有深入的思考：
神圣又高尚的后代，是受压迫者的依靠，你公正，不受腐化，为善良的人复仇，揭穿伪君子，对付独裁者。你有确定的、让人欣慰的理念，绝不会抛弃我。对于哲学家来说，后代的意义像是天堂对于教徒一样。
在新的话语空间里，“荣誉”取代宗教信仰中的“虔诚”和君权下的“服从”，成为文人思考的力量来源。一七五五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意识到荣誉与读者的关系：从事写作的人在读者的注视下，依靠理性发现真理，由此获得荣誉；明白事理的公众会做出判断，赞扬是对他们的回报，批评或遗忘则是对他们的惩罚。文学共和国的文人觉得思考的事业是光荣的，学识能带来名誉。
启蒙时代是现代批判精神确立的时期。十七世纪末，批判的含义从对《圣经》的质疑转移到对古代学问的反思：“唯有借助于批判，才能使学问变得有用。这种批判，尤其适用于古代的知识，崇拜古人的同时也有批判他们的权利。”十八世纪，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对“批判”一词做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检验古代真理的有效性，发现新知识，对象包括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
现代理念渐渐获得了认同，旧制度也认识到它的力量。一七七五年，曾任出版总监的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提出了“公众法庭”（tribunal du public）的概念：
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之敬重的法庭出现了。它珍惜一切才能，为正直的人判决。在这个开明时代，在每个公民可以通过出版物向整个民族发表观点的时代，谁要是有指导他人的才能、打动他人的天赋，也就是文人，就会处于公共事务的中心，像古罗马、古希腊的演讲家是公共集会的主角一样。
文学共和国，从它的理念来看，是独立的精神存在，但在它与旧制度的交界处有激烈的冲突。虽然文人自视为权力滥用的敌人和公共自由的卫士，旧制度的官僚却将之视为“王国的骚乱者”。限制文人思考的合适措施是书报审查。一七五八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献言：
禁止任何身份的人私自、秘密印刷；要求王国内的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没有许可，不能印刷；只有书店、印刷商和其他获得许可的人才有经营书的权利；禁止有经营权的人出售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书。
其次是间谍制度。路易十五时期，法国警察和间谍的数量达到顶峰。巴黎人时常受到间谍的注意，两个人低声说话，就可能有闲逛的人窃听。政府为咖啡馆和聚会提供“合法”的话题，但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的界限，于是选取无关痛痒的话题。间谍制度，从现代社会的建立来看，没有正面意义，只是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
巴黎警察局为“不合时宜”的文人建立档案，一旦发现他们越界就会予以羁押。一七五零年，卢梭由于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比赛而出名，一七五三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一份卢梭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四十一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完成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
在十八世纪文人心中，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Vincennes）是难言的痛。卢梭对之有畏惧，一七六二年之后，巴黎教会要将他关入裁判所监狱（Prision de la Conciergerie du Palais）。他的朋友一不小心也会被关押，“我们可怜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狱有一段时间了，我收到巴黎的来信，说他由于翻译沙罗代（Chalotais）的回忆录（而惹了祸），我收到居伊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的话就被送进了大牢”。兰格（Linguet）由于与政府的冲突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但心里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遭到羁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最后在伦敦定居。塞尔凡（Servan）曾被关押，出狱后健康变坏，胃功能受损，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痉挛一样”。
在畏惧与不满中，文学共和国里出现了不健全的舆论现象。匿名作品既能表达观点，又能逃脱权力体制的监视。所以，那时有大量匿名发表的作品，报刊也采用“秘密通信”、“秘密回忆录”之类的题目，以“匿名的低语”和隐晦的修辞批判政治弊端。接触不到真实的人对真相有好奇心，对健全的公共性有一种渴望。于是出现了悖论：越是受到禁止的书，越能揭露旧制度的弊端，越能激发好奇心，也就越能承载普通读者的批判意志与讽刺愿望，所以容易销售。
那是一条新思想与旧制度之间的边界，边界上常有追捕与逃亡的情节。此外，文学共和国也有瑕疵，一方面是启蒙机构（科学院、沙龙）排斥不同的意见，寻求旧制度的保护，有“学术专制”倾向；另一方面，文人间有难以融通的矛盾，这些问题越到世纪后期越明显。文人社会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争吵、厮打、嫉妒，既有富得流油的，也有一贫如洗的。达朗贝尔生前有五份年金，分别来自普鲁士国王、法国国王、英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和他的家族，每年收入超过六千利弗尔，他将一半施予穷人，仍然生活得很好。但这样的人不多，据《法兰西文学》统计，一七八四年，法国共有两千八百一十九名文人，其中一千四百二十六名没有职业。半数文人经济上难以独立，处在社会和文学世界的底层，聚集在巴黎房租相对便宜的顶楼，靠撰写小册子、淫秽读物、抨击性的文章赚取稿费。他们并不追求真实，往往因受到的伤害而感情冲动，批判僵化的等级制度，言辞尖刻，“有时盲目的狂热激发了他们的才华……要求建立一个新世界”。梅西耶（Mercier）在《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中有“半吊子作家”（Des demi-auteurs）、“作家的悲惨生活”（Misère des auteurs）、“文学争论”（Querelles littéraires）等词条，描述的是文人的悲惨境遇：面对利益纷争，文人缺乏理智，用那些本来要对付敌人的武器互相攻击。警察机构尤其会注意这一类人，有人被打，甚至被打死。
那些参与沙龙等公共讨论的，多限于少数有财产、受过教育的男性，未受过教育、财产不多的人少有机会。他们游离于上层文人社会之外，人身和言论权利得不到保障，独自抗争，由此孕育了丛林状态下的个体主义。现代学者达恩顿对此的结论是，文学共和国中少有洛克式的遵守不成文规则的绅士，更多的是霍布斯式的谋求生存的野兽。在不满中，革命的因素在酝酿着。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后期的小人物的一生或许能为法国的剧变提供思考的角度。
一七五四年，布里索出生于法国小城夏尔特，是家中十七个孩子中的第十三个，家境中等，若要过上体面的生活，只能自己努力。他自幼喜爱历史、自然和旅行，有批判精神，正直勇敢，有些鲁莽，同伴称之为“堂吉诃德”。十五岁中学毕业，他想过经商，但在故乡结交不多。后来有机会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勤奋努力，在公共权力和市民法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其间，自学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地理学知识，还跟随一位德国人学习哲学，读遍了当地人奥罗（Horeau）家的藏书。
三年后，布里索厌倦了夏尔特的生活。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巴黎来的女士，为她的优雅所吸引，于是决定去巴黎闯荡，那个城市意味着知识与希望。他想成为全职作家，像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一样功成名就。刚到的时候，为巴黎的一切所吸引，但很快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他写了《破锅》和《论律师的独立》两篇文章，却引起巴黎警察的注意，准备将他监禁。他由于感冒而回到故乡，无意中躲过了追捕。
再次来到巴黎后，他力求在报刊业中寻找出路，与报人兰格相识。兰格创办了《政治与文学报》（Journal de politique et de litterature），时常批判百科全书派、庞库克（Panckoucke）出版集团与法国宫廷教会的隐秘关系。布里索获悉后，也对这些团体不满：“我希望尽力去挖苦讽刺他们的利己主义、傲慢的作风和专制主义。”一七七八年，布里索参与编辑《欧洲邮报》（Courrier de l"Europe），并出版了几部作品：《对财产权利的思考》（一七八零），《刑罚理论》（一七八一），《论发现真理的方式》（一七八二）。
此外，他还参加夏隆（Chalons-sur-Marne）科学院的征文比赛，第一次的主题是：如果证明一个被告是无辜的，是否应对他赔偿？第二次的主题是：在法国，哪一类刑法不严厉，却最能抑制犯罪？一七八零年，他有机会在夏隆科学院当众朗读他的论文——《论在不损害公共安全的条件下减轻刑法严厉程度的方式》。十八世纪后期，一方面，文人职业变得越来越粗鲁，若要诚实，就难以获取财富；另一方面，书籍出版数量大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再像之前那样热切。所以，布里索没能从作品中获得名利。
在巴黎难以实现理想，他去了伦敦，创建“学园”（Lycée，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校的名字）和附属杂志《伦敦学园报》（Journal du Lycée de Londres），意在为欧洲学者建立联系，由于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一七八四年，布里索回到法国后，运气糟糕，“一次的失利通常会导致再一次的失利”。七月，他被关入巴士底狱，原因是在《王太子的诞生》的文章里讽刺法国王后。几篇匿名文章也归于他的名下，尽管他是在接受审问时才第一次听到这些题目，包括：《博朗旅店的晚餐》、《关于巴士底狱的思考》、《受到理性法庭审判的法国国王》。两个月后，布里索获得释放，出狱时的感受能说明牢狱之灾对心理的影响：
我被关了两个月，在阴沉的黑暗中活着，再次看到光明是一种怎样的快乐！两个月的羁押长如两个世纪。向专制制度的淫威屈服，那是多么残忍的时刻！
尽管一再受挫，他仍希望在文学共和国中谋得一席之地，为此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tel）联系，自费出版《立法者的哲学图书馆》、《刑法理论》、《论发现真理的方式》、《英国政治遗嘱》。满以为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没想到欠债一万多利弗尔，迫于生计，他成了巴黎警察局的间谍。布里索一直否认做过间谍，但巴黎警察局副总监勒努尔（Lenoir）的手稿证明他在说谎：
布里索从巴士底狱出来后一直为警察局服务，一年来他与为我送情报的秘书联络，并获得报酬，每月五十埃居（三百利弗尔）。
一七九三年，布里索被关进监狱，等候审判时写的《回忆录》中暗示了这段经历：
生活贫困，难以谋得一份职业，能让我独立与自由思考；表面上，我是自由的，但心中悲惨，有过危险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谋生。
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诚实、无私，有爱国热情，根据上面一段话也不能确定他当过间谍，但至少说明为了生存下去，他做过不光彩的事。而一七八零年，他与警察马丁（Martin）的通信解释了何谓“不高尚的手段”：
巴黎警察局的马丁先生告诉我，《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正在印刷，这会淹没法国。
布里索说过要与学术界的利己风气与专制主义斗争，也敬仰卢梭，曾到瑞士拜访过他，“《萨瓦牧师的自白》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扯下来”，读完《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后，经常在树林中漫步。但迫于生计，他成了间谍，监视过《卢梭作品集》的出版。虽然不能说他彻底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他的性格出现了两重性：理想是高尚的，为了生活却可以牺牲一些。文人由于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而成为间谍，这对文学共和国的损害最大。他们熟悉文人交往的特点，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却破坏了启蒙的内在认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布里索又燃起了希望，以思想改变现实，起因是一七八九年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法国革命的爆发。一七八八年五月，他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他发现此时的法国与他离开时已大不相同，社会有改善的趋向：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却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表现出最有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在政治上展示了最深邃的知识。
在新生的希望中，他创办共和主义刊物——《法国爱国者》（Patriote franais），革命爆发后参与巴黎市政府，随后进入国民公会和立法议会，筹建“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力主取消奴隶贸易，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力求结束混乱。判决路易十六时，他赞成处死，但首先要获得人民的认可，于是被斥为“保皇主义者”。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与其他二十一位吉伦特派被推上断头台。
布里索的经历能说明十八世纪后期出身低微的法国年轻人的困境。他们希望凭借才学成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但那时的学术界中有专制色彩，若加入，难免要舍弃一些自由与批判的精神；若不加入，独立的思考容易受到旧制度压迫，难逃牢狱之灾。在严酷的生存面前，或是认同现实、结党营私，或是拒绝学术专制，同时又要与旧制度对抗。兰格、马拉、罗伯斯庇尔选择了后者，他们希望社会变革，但在价值观动荡的年代，不经意间就会成为“叛乱分子”或“公共秩序的敌人”。
十八世纪法国历史中，尤其与卢梭、伏尔泰相比，布里索的影响要小一些，他是个失败的文人，但从人生经历来看，却是不平凡的人。他向往文学共和国的荣誉，却屡屡失败受挫；有追求善良与公正的心，却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不得不做丑陋的事；革命时代，他倡导共和观念，力求建立自由与公正的制度，却被雅各宾派以“背叛自由”的罪名处死。总之，他难以把持命运，在旧制度、启蒙与革命的年代里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