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张泉龙上海知青现状
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触就是，难受。讽刺和压抑久久消散不去。特权现象从几十年前就被这么直白的表露出来，到现如今这个现象可能只能是变多，但是却变得更加圆滑和隐秘了。
电影从开头照“做样子”照片就开始了讽刺，茫茫陌陌的农场，看了就有种把人当牛的感觉。那个年代的人的感触我们现在是无法体会的，政治敏感，人心慌乱，换做是谁都会想拼了命的逃出农场，奔向自由。
李小璋当时为了看话剧而说自己是高干儿子的时候，可能没想之后骗了那么多，可是他当时的贵宾座，已经足够让座在他旁边的吴书记和座在他身后的孙局长侧目而思。他们一定会想这个人能坐在这个位置，一定不一般，深深浸泡在特权管制的高干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拉拢的机会。于是他们怀疑、猜测、拉拢，误打误撞认为李小璋是副总参谋长李达的儿子，既然已经说了谎，那他只能顺水推舟圆下去。到后来他似乎是惊心胆颤又欲罢不能的演起了戏。他深深地看到了高层黑暗的内幕，无奈又无力，不得不借着这个腐朽的黑暗帮自己达成目标，其实到后来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反正如果调不回上海，他和明华也只有死路一条，横竖都是死，不如赌一把，不管成功与否，至少都像这个特权社会报复了一把。
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李小璋捏着汗，心里不愿他被揭穿，还是同情他希望他和明华能有好结果。但是看到结局却是那么的心酸和无奈。结局出现了一段话让我苦笑了一把，“李小璋的下场，正好警惕一些抄小路走捷径，不肯脚踏实地的人作为借镜。”这看似严肃的话却大大带着讽刺意味。三十年前的片子，放在今天还是意味深刻，当下中国社会，此种现象依然不鲜见。所以说好电影能够跨越时间。
起初，只是知道电影是根据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变的，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还有沙叶新的话剧《骗子》,并且此片获得了1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沙叶新的《骗子》是根据真实事情而改编创作的。1987年，上海籍知青张泉龙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的儿子，招摇撞骗，要小车、要戏票，要把他的知青伙伴“张泉龙”调回上海??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歌唱家朱逢博都上了当。
沙叶新和同事李守成、姚明德旁听了静安区公安局对张泉龙的预审，三人酝酿着，把张泉龙的事情写成话剧。张泉龙给沙叶新的印象是“聪明过人”。为了能调回上海，张泉龙每次探亲都到同学家里干家务，擦地板、买煤、洗衣、做饭，什么都干。同学的父亲是某工业局副局长。同学家吃饭，从来不招呼张泉龙。后来，这家的电话也由张泉龙接。张泉龙的记忆力超人，谁打的电话，说什么事情，提到了谁，张泉龙听一次就记得清清楚楚。久而久之，他的脑子印下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他后来行骗就是从这张网开始的。
而张泉龙，就是李小璋的原型。一开始李小璋只是为了骗得两张戏票，并没有想到要通过诈骗来达到从农场调回城里的目的。但一旦开始行动，他的骗局却会连连成功，而且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更多的不是精心谋划，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李小璋本来就该按政策上调回城，只是他的名额被搞特权的干部子弟挤占，因而李小璋不过是向特权报复了一把，因此还博得人们对他的同情以及对特权的反思。但时国祺案就让人觉得可怕了，一群闲杂人员可以任意进入政府机关，这个服务型的政府又将是怎样的素质呢？更可怕的是，如果他真是县委书记的亲戚，或者他能搞到县委书记的“真迹”，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合法了？剧情的最后是，被揭穿的农场知青李小璋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这句话让我回味了许久。片尾主题曲唱着“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
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
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流；
我愿变做你，到处任意游呀游。”歌词里不带一句点题，却婉转悲伤。好似李小璋在自言自语，又好似听见了在文革时代下无数无奈悲苦的人们的哀唱。
影片中的那瓶茅台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开始李小璋为了让场长批自己的假，借了同事收
藏的茅台酒讨好场长，正好演到场长没有酒喝，一看到李小璋来送酒立马答应了他的请假。到了上海李小璋先去了酒坊，本来以为是他要带回去给同事的，但后来一想他总不至于带瓶酒在上海逛好几天，这肯定是剧情需要后面要用到的。李小璋用他的小聪明买了瓶“烧刀茅台”，本来想送给明华的父亲讨好他“丈人”，结果明华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呆在农场无法转调的李小璋在一起，明华又把就还给了李小璋。自此开始这瓶酒就随着李小璋出入了上海各个高干官员的家。起先是李小璋初见赵团长，以表客气和身份，把茅台送给了赵团长；然后赵团长又因为房子的事情把酒送给了孙局长；孙局长因为调升的事情送给了吴书记；吴书记最后送李小璋回北京的时候，为了拉拢中央关系又把酒送回到了李小璋手里。又是强烈的讽刺意味，这瓶尼克松喝的高档茅台，就是个特权政治下的人情，流落四处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利益。最后李小璋被捕，酒瓶掉在地上摔碎，碎的不仅是李小璋和明华的希望，也是那个时代下没有权利就没有办法的广大劳苦大众的希望。
整个影片色彩昏暗，似乎从头就预示着悲哀的结局。就连李小璋就要成功和明华在树林里激动而泣的时候，画面也没有丝毫的鲜艳明亮，似乎像是看到了李小璋和明华的结局。在李小璋被留在吴书记家中，等着李达到来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自己要被拆穿，这时他坐的黄色沙发颜色刺眼艳丽，更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感。没有料到的使这件事惊动了管爹李达，李小璋讲愤恨和不公告诉了李达，但还是没有奇迹。
假如他是真的，那么他做的一切都合法，可惜他是假的，就因为冒充而治罪。可是腐败黑暗的特权社会，官官相护以钱买请的行为却一直在进行。片中多次提到“可惜我没有个那样的爸爸”，联想到现今社会“我爸是李刚”和李双江儿子的事件，特权真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篇二：张泉龙上海知青现状
浅析黑龙江省知青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一、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知青旅游的发展已有近十年的时间，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哈尔滨市、大庆市、伊春市为中心的知青旅游基地。各地旅游部门和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知青旅游的巨大市场潜力，并纷纷推出了知青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知青旅游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知青回忆型、知青纪念型和知青寻根型。其中，知青回忆型是最为普遍的，主要以知青故乡的旧址、纪念馆、墓地等为主要景点。知青纪念型游览的主要景点是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亭等。知青寻根型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游览方式，它主要以知青的亲属、老同学和老朋友为导游，带领游客重走知青生涯的足迹。
二、发展前景
黑龙江省知青旅游未来的发展前景是较为广阔的。首先，知青旅游与知青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知青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淀，它反映了一段历史，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化价值。在这种背景下，知青旅游基地的建立，将成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窗口。
其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因此，知青旅游必将成为旅游市场上的一个新亮点。黑龙江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有世界著名的阿城神仙庙、黑龙江大石桥、鸡西市浮桥、桦南毛家湾等一批名胜古迹，知青旅游可与这些旅游资源融合成更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为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总的来说，黑龙江省知青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知青们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是一段流淌着真挚友爱、奋斗拼搏、乐观向上的人生之路，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有精神和价值观。因此，知青旅游应该进一步挖掘和发展，真正成为黑龙江省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
篇三：张泉龙上海知青现状
东莞5万知青现状调查：有人成了千万富翁...
东莞5万知青现状调查
有人成了千万富翁
1976年，东莞工农兵学员在华南师范大学留影。梁永禧（后排右一）。（受访者供图）
知青虽然大部分招工回城。但大多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80年代还看不出来。到了90年代，国企改革，有一部分人都下岗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后成了千万富翁。
1968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最高指示。之前不过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从狂飙突起到偃旗息鼓，延续了十余年。
1700万知青涌入农村后，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这个群体陷入了困惑之中。
而后，他们渴望返城。招工、参军、保送大学，成了浪潮中的几股激流。
到1980年初，5万东莞知青终迎来这股浪潮的尾花。自此，东莞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青春已老，所有一切皆已沧海桑田。很多故事都已经流逝，因为难以忘怀，所以总是回首。
但我们无法忘怀，这是何等特殊的一代——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呱呱落地；文革开始，他们青春叛逆；上山下乡，他们背井离乡；千辛万苦回城，正值改革开放，于是搏击风浪，沉浮几多，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推动者和受益者。
我们希望通过当年知青的口述，去追溯东莞知青回城后的记忆。
管窥尘封的东莞知青回城故事，并非是矫情于历史，而是尊重生命，理解那一代人的忧伤，以及后来的挣扎和奋发图强。
此为东莞知青返城30周年纪。
背景:东莞安置近5万名知青:据《东莞市志》记载:1970年起，对知青实施统一推荐招工，县根据各企业需要用工人数，下达指标到各公社，由公社推荐，不分知青来源，统一安排到用工单位。同时，每年均有知青回城、升学、参军”。安置工作“持续到1980年，共安置46758人（其中广州及外地知青22417人）。
口述者:梁永禧相当多知青现在是千万富翁
（59岁，男，下放至东莞知青，广州环境监测中心站生态室高级工程师）
那时没有高考，全是由工农兵推荐学生。上大学和中专学校，先由大队推荐，政审，再到公社推荐到县，再到高校。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成分很差，基本没有指望。
然而，1975年，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会上，我根据7年来的表现，从当大队的通讯报道员，生产队的政治辅导员、民兵班班长、民办教师讲起。其中有两条，一是用中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二是为农村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带的小学女篮得了全县亚军的成绩。大概是感动了在座的贫下中农评委，最后居然得票最多。
结果，那年，我是全公社唯一上大学的知青，去了华南师范大学学生物。小崔、小裘，及其他5位被推荐到公社的优秀知青，全都读了中专。
1977年，恢复高考。过去一些老知青开始考进大学。华师的学习气氛开始浓了。1985年，我考上了华农大林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做环境监测及管理工作。
我三哥比我还早走。
1973年，广州市中专招生，我三哥被贫下中农推荐回广州市二轻中等技术学校读书。
三哥与村民的关系特别好。
那时农村最紧缺难买的小商品是火柴、铁钉、番碱（肥皂）、中药“苏合丸”、做米糕的圆铁盆、水桶和自行车车胎。每次回广州前（他）都要用小本子记好，回到广州一一买齐，大包小包地带回村里。
村里年轻人在结婚前一晚，也喜欢找他装新床。全村的老农都特别喜欢他。也许想招他当女婿。他回城读书时，有7个邝屋（梅林村的一个组）的女青年一直陪送他到广州。
文革时的农村，年轻人在十八九岁就谈婚论嫁了。知青到了一九七几年，也是二十五六岁，大龄青年了。但大多数知青想，先别忙着找对象，好好干，争取早日能招工回城当个工人，再成家立业。将来本人就会是工人阶级的好成分，下一代也就不再受人歧视。并且可以恢复城市户口和粮簿。
我们队里最先被招工的回乡知青是邝焕英，她的地委干部父亲解放，她也解放。被招进莞城迎宾馆当服务员，工作体面又干净，大家很羡慕。
1971年夏天，东莞县城的工厂也来大岭山招收一大批健壮的知青做工人。莫乃光和伍乃仁，同时招为东莞水泥厂工人。
谁知道，还有更好的机会在后头。
1972年的春节，原来在梅林村小学教书的女知青司徒彩，远嫁广西梧州船厂的技术工人。随后，她也在船厂工作。这是当时一种惯用的回城方法，就是找一个城里的工人结婚，然后再打通关系，把自己弄回城。
1973年初，广州市二商局在大岭山公社招工。我们村干部推荐了女知青高帜焕。随后她回广州市二商局幼儿园当了一名教师。
女知青陈惠贞回广州市环卫局当城市美容师。听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香港商人。是在佛山结的婚。好像是别人介绍的。最终去了香港。这些年一直没有联系。
女知青何瑞玲之前在梅林村找了老公，所以一直不让走。一直1979年，最后一个被招工，到了东莞外贸局下面的公司，只是还留在本地上班。
梅林村的9个知青，就在那一年，算是全部回城了。
知青近况
知青虽然大部分招工回城。但大多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80年代还看不出来。到了90年代，国企改革，有一部分人都下岗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后成了千万富翁。
我从大学毕业后，做研究，做高级工程师，相比他们来说，顺利很多。现在，我高级工程师工资加补贴，每月7000块左右。可我还是连一张报纸，一个塑料瓶都留起来卖给收废站。
在国外留学的女儿老说我抠门，她哪知道，那是过去知青在农村的贫苦生活留下的痕迹，改不了。
也有很多过得好的知青。
1998年11月5日。40多个知青回到大岭山。当晚，我们参观了大塘知青袁文雄工作的地方。袁文雄也是广州市“华实”的学生，在1976年他就被招工回到广州市。但经济改革，国营单位日益不景气，每月工资才几百元，又面临下岗的威
胁。他就回了村里，后来成了大塘村在镇上建办一个大酒店的部门经理，酒店很豪华。
第二天，老知青们开着七八部小车，参观冯达荣的庄园。他过去的也是大塘知青，后来成了一个局的局长。
冯局长1972年被招工到了东莞城的企业当工人。他当了局长后，在大塘村后山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直通他的庄园，在庄园里种了许多荔枝树和龙眼树，还养了一些小鸡。
参观完冯局长的庄园，我们又去参观知青司徒国振的庄园。他的庄园建在月山村附近的山窝里。山窝最低处是口大鱼塘，鱼塘旁建了座风景亭和他的豪宅，再远处是他的养鸡场。
司徒国振1974年回广州市读中专，毕业后留校在学校饭堂当厨师。
他也在大环村落户，曾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农科站技术员。娶的老婆是大环村最漂亮的客家姑娘。
有了个儿子后，他们觉得生活压力大，主要是老婆和孩子在广州是“黑户”，又没有工作和口粮，一家三口确实难挨。他心一横，也来个辞职下海，先办了个大排档，赚了第一桶金后。他又投资在东莞又开了一家豪华的“膳坊”饭馆。
就这样，夫妻两人一齐打拼，经营得法，又再开分店。富贵逼人来，经过十几年的拼搏，他的家财高达几千万。
1995年，梁永禧（右三）回到东莞梅林，在女知青何瑞玲（左四）家门前，老知青们和农友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口述者:何瑞玲
（57岁，下放至东莞知青，现回村居住）
嫁给农村青年的后遗症
我们那批，8个知青，6个招工回去了，一个去了香港的时候，我还在梅林村。
我没有去香港主要是我结了婚。1972年1月2日结的。
我先生叶东不是知青。他那时候很高，也是个靓仔。我想回去，但要干部签名同意才行。干部就说，你结了婚，就不能回去了，这是为了你们夫妻好。结婚那年年底，我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叶丽娟。
当时，我老爸在广州水泥厂做厂长。他要退了，叫我回去接他的班。当然不是厂长，但至少是个有编制的。
年轻的时候，追我的人特别多。有个同学，也是知青，招工回广州进了公安局，后来当了一个局长。他开始不跟我说，回了广州后就跟我打电话。我就说，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都有老公了。这些年还给我打电话，我说，我要带孙子，没空去广州。
到了1979年，我都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农村了。上面又
发话了，说是要给所有知青班办理招工。所以就安排了我去东莞食品进出口公司，属东莞外贸局的。1979年年底，我就去上班了。
工作很轻松，还是在大岭山这边，这是上面特意安排的，说不能离家太远。我就是各个村走一下，把蔬菜收上来。公司把这些菜拉到香港去卖。一个月35块钱。当时月山有一个知青，也是在进出口公司。
这样一直做到1993年。公司说收购的蔬菜去香港没得赚，后来我就停薪留职。发基本工资，每个月400块钱。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村里开的加油站上班，当收银员。
1995年，妇联主任打电话来，说好多知青都来了，你怎么没去。原来是知青聚会。但他们之前没通知我，都把我忘了。那次大岭山有一百多个知青回来。这只是少部分，很多人做了经理、厂长，也没空来。当时，跟大家比起来，我算是很差的。
到了2000年，村里把加油站卖给外地人。外地人用自己的亲戚上班，就把我辞掉了，我就没了工作。
到2003年，进出口公司也散了，50岁以上就算退休。我每个月都可以去东莞发展银行领1000多块钱，我现在都不知道这钱是谁发给我的，可能是政府吧。
我们村里在九五年还是九六年搞分红。就是把地租给别人做厂房，然后我们收租金。村里把租金拿来大家分。因为我的单位是在大岭山，已经出去了，只能分5成，也就是其他村民的一半。当时不多，一年才几百块钱。现在是一年2160块钱，像我老公就有4320块钱。
我们在镇上还有一栋楼房，不过不当街，只是给别人住。现在也不好租，因为打工的都回去了。我两个儿子都在村里当治安员。你看，院子里停的那辆马自达，也不是我们的，是媳妇买的。
口述者:莫乃光
没时间看书直接去高考
（59岁，下放至东莞梅林村知青，现在广州铁路局工作）
我和伍乃仁一起招工去的东莞水泥厂。
1971年的时候，算是比较早了。水泥厂没机械厂好，但能招工。离开农村，当时我们都很高兴。进去就是做工人，我做了技术员、电工。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我报名（参加高考）了。厂里有三四个人报了名，都是知青。
我们基本没时间看书，就让家里人，把过去的课本寄过来，晚上翻了下。当时也不填报哪所学校的，就是统一分配，最后去看榜。
考了后，我自己感觉不好。实际上，所有考生感觉都不好。看榜那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我果然没考上。不过我也不知道分数。就是上面说，谁谁可以去哪个学校，就去了。我们厂就有一个知青去了。
到了1981年，我还是工人。后来联系上一个东莞人，在广州铁路局，我们俩对调，大家都离家近一点嘛。我就去了广州铁路局下面的单位，做列车员，后来又进机关。
口述者:邝任华
1979年送走最后一批知青
（57岁，梅林村原村支书，1970年代为管理梅林村知青的民兵排长和团小组长）
1979年是最后一批知青走，这批知青之前有各种各样“问题”的。真正招工的高潮，是在1971年、1972年、1973年，这三年时间。
那个时候，最好的出路是当兵。但能当上兵的人确实很少。有一个叫院向阳的知青，在1978年被招兵，去了越南打仗。我弟弟也是那一批的兵。我们大队一共才去了他们两个人。
那一年，东莞去了600多个兵。知青很少，没几个的。那一批兵后来在越南牺牲了30多个，我弟弟是其中一个。院向阳没有死。退伍回来，就去了深圳。现在是深圳税务局的领导。
还有一个伍乃仁，他是1971年就招工，去了东莞水泥厂。当时水泥很重要的。他后来做水泥厂的支部委员，管武装、民兵。再后来做了副厂长。1974年，我要批一点石灰，还专门找了他，请他帮忙，当时他是技术员。批水泥就更麻烦了，我没想过。
梁永禧是梅林村的知青里最活泼的。他经常回来。荔枝熟了，我都叫他。他有一年回来，荔枝很多，结得特别好。今年不行，好多被暴雨打掉了。(东莞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