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7篇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刘茜2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刘茜200520052005在试用科学发展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认在试用科学发展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认在试用科学发展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旅游也的重要资源是发展旅游也的重要资源是发展旅游也的重要资源但对于这但对于这但对于这一资源的开发一资源的开发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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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选题的缘由及意义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风俗。56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保护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因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应该转变思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有市场开发的潜力。我们应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资源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为文化旅游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结合，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保护方式。本文认为，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旅游业提高文化品位，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花儿”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汉、回、藏、土、裕固、东乡、保安等民族群众用汉语演唱的一种以反映爱情为主的民歌。“花儿”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长廊的一朵奇葩。在2008年9月，临夏“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得“花儿”的知名度更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花儿”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要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最终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双赢的目标。本文以“花儿”的保护与开发为研究对象，试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效途径，从而为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提供依据。
第二节研究现状一、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状国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早于我国，早在1989年11月联合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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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首次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通过外文期刊的检索，发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如下：
Peter.J.Nas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杰作》，介绍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定义和概念，如文化空间、文化记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等。HarrietDeacon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规划》，则重点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和物质遗产一样得到重视，制定保护管理规划并严格遵守2。RexNettleford的Migartion,TamsmissionandMaintenanceoftheIntangibleHeritage《非物质遗产的迁移、传承和维持保护》，主要针对非物质遗产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现象以及在迁移中反而促进遗产传承和创新现象，提出要针对此现象加强保护的观点3。KenjiYoshida的TheMuseumand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通过物质载体，在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增强大众的保护意识4。比利时的学者RudyDematte(2004)研究了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5。
可见，外国学者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保护和管理措施等研究，而较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
二、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状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2004年8月，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6月公布第一批国家级
1张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实现“双赢”的思考［J］.新西部,2009（20）:131.2HarrietDeacon.IntangibleHeritageinConservationMarragementPlanning［J］.InternationalJournalof
HeritageStudies,2004(5):68-70.3RexNettleford.Migration,TransmissionandMaintenanceoftheIntangibleHeritsge［J］.MuseumInternation
Al,2004,40(5):178–190.4KenjiYoshida.theMuseumand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J］.MuseumInternational,2004,56(5):8-10.5AhmadYahaya.Thescopeanddefinitionsofheritage:fromtangibletointangible［J］.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
TageStudies,20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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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举办了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日”；同年9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牌成立：2008年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一股热流。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价值的研究陈孟昕，张昕（2002）在《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中，在国内首次将这一新概念以高等教育相关学术概念的形式加以导入；并且在这次会议中，与会代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现状及文化价值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高等艺术教育，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与人才培养诸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王宁（200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及价值》中，认为非物质文化实际上是指那些具有不能用典籍记载、又不能外化的文化内涵的文化品种；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浓缩的民俗性。杨怡（200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现状及相关问题》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性质加以界定，并提出应该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向云驹（2004）在《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范畴》中，全面解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产生、由来、旨意、意义，从理论上分析和阐述了它的学术和学科意义，并提出了保护非遗的基本理论要义。（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研究宋才发（2004）在《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定》中指出，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并且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际法范畴；李宗辉（2005）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中，着力探讨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费安玲（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中，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建立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进行分析和思考，并且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时，应协调好三方面的关系：同已有法律的协调、同社会惯例的协调、同我国承诺的国际保护义务的协调：此外，还有陈庆云（2006）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白庚胜（2006）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我国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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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遗产的现状》、郑文明（2007）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北京为例》、崔艳峰（2007）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研究》等文章都是从法律层面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刘卫国（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博物馆》中，强调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应该发挥博物馆的作用：此外，马建军（2007）的《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王莉（2007）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刘康（2007）的《论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等文章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刘玉清（2003）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休闲市场》中，认为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全面考察现状、多方位筹集资金、加强法制建设等诸多环节，但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产业户之路；林秋朔（2004）在《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中，全面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开发的潜能：张晓雁（2005）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指出，应该转变保护理念，创新思路，把保护和开发有效结合，打造一批文化品牌；这几篇文章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和开发相结合。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刘茜（2005）在《试用科学发展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旅游也的重要资源，但对于这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陈天培（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中，主要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旅游资源的内在联系；刘建萍、陈娇风、林龙飞（2007）在《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重要的旅游资源，并且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引起重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双赢；张瑛（2009）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实现“双赢”的思考》中，提出旅游是一把“双刃剑”，要科学合理利用才能化解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终达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还有尹小珂、宋兰萍（2006）的《小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宋欢（2006）的《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宋伟宏的《文化遗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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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等300多篇文章，主要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可见，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念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关系问题；并且，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相结合是一种趋势。
三、“花儿’研究概述纵观“花儿”的学术史，发现“花儿”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花儿”研究的开端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花儿”研究的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花儿”研究的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花儿”研究的开端期：“花儿”的研究起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82号上，刊有一篇袁复礼的关于“花儿”的介绍文章《甘肃的歌谣——“花儿”》，这被学术界认为是“花儿”学研究的开端。接着，1940年，甘肃《民国日报》记着张亚雄出版了研究“花儿”的专著《花儿集》。《花儿集》是中国第一部“花儿”专集，该书共收录“花儿”唱词600多首，并对“花儿”的类型、语言运用及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后，关注和研究“花儿”的人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特点是以介绍、搜集和整理“花儿”唱词为主的。（二）“花儿”研究的发展期：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倡采集新民歌运动，“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走向了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重在以搜集、整理和出版“花儿”词曲选集以及对“花儿”的价值和源流的探讨6。50年代后期，“花儿”研究出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进行过较多的搜集，一些新的“花儿”曲集、包括录音、记录稿得以出版，但是研究性质的文章与著作较少7。到了60年代初，青海文艺界为了吸取“新民歌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来繁荣诗歌创作，引引起了青海关于《“花儿”的来龙去脉》的争论。从此，学术界引起了探讨有关“花儿”源流的潮流。刘凯《再谈“花儿”与元代散曲》；王浩、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是这一时期花儿学研究史上的代表作；1963年郗慧民《花儿》的出版以及胡乔木对它的评价等。可见，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逐步从收集整理过渡到系统化阶段。
6闫国芳.“花儿”研究概述及学术思考［J］.昌吉学院学报，2005，（04）：51-54.7马伟华，胡鸿保.“花儿”研究及其保护开发［J］.民间文化论坛，2006，（02）: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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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儿”研究的深化期：文华大革命结束后，“花儿”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伴随着《中国民歌集成》及《中国歌谣集成》工作的展开，“花儿”的搜集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一些高质量的“花儿”选集开始出现，较有代表性的选本有郗慧民教授选编的《西北花儿》（1984年），柯杨、雪犁编的《西北花儿精选》，王沛编的《河州花儿》，以及甘、青、宁三省区的三套集成（歌谣卷）中选编的“花儿”等8。同时，一些研究“花儿”的学会纷纷成立，如：甘肃省花儿研究会成立、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成立、临夏花儿研究会成立。在这些花儿研究会的带动下，一些关于“花儿”研究论著也陆续问世，如：魏泉鸣汇编的《花儿研究集》、甘肃《花儿论集》（一）（二）的出版发行、青海省《少年（花儿）文集》的汇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郗慧民教授所撰的《西北花儿学》（1989年）。该书系统的介绍了“花儿”的历史起源、类型、分布、语言特色、艺术特点等内容，以及和“花儿”有关的民俗现象。此外，全国各地报刊大量刊登有关花儿学的研究文章，据初步统计，这样的报刊有42家，它们是《诗刊》、《光明日报》、《甘肃日报》、《兰州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9。
21世纪以来，学者对“花儿”进行多角度的的研究。以往“花儿”研究者主要从为文学、音乐学的领域研究“花儿”，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学者来研究“花儿”。研究的问题大致分以下四种：一是关于“花儿”所反映的民俗现象研究，如刘凯在（2001）《“花儿”中的岁时节令习俗》中，认为“花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歌中反映人们岁时节令习俗内容；郗慧民，郗萌在（2005）《“花儿”物质民俗的文化内涵》中，从人类学角度对“花儿”物质民俗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研究；薛松梅在（2009）《葱花儿流行区域的民俗看花儿的民族属性》中，从民俗研究方面对花儿的族属进行考辨。二是关于“花儿”的音乐结构及艺术特点的研究，如王晓云在（2009）《20世纪80年代以来洮岷“花儿”研究述评》中，对洮岷“花儿”的音乐结构、演唱风格、演唱形式及美学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三是关于“花儿会”的调查研究，如温育荣（2001）的《莲花山与“六月六”花儿会》、张大军的（2008）《松鸣岩花儿
8马伟华，胡鸿保.“花儿”研究及其保护开发［J］.民间文化论坛，2006，（02）:79-82.9魏泉鸣.花儿学史纲要目［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2）: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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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二郎山花儿会比较之研究》。四是关于“花儿”保护与开发问题研究，如马伟华，胡鸿保在（2006）《“花儿”研究现状及其保护》中，认为“花儿”作为我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保护与开发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极为重要；赵宗福在（2007）《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中，认为学术界对“花儿”的保护应负责任；滕晓天在（2004）《市场呼唤“花儿”产业》中，认为把“花儿”打造成文化品牌，可使“花儿”可持续发展；王宏燕，王兰芳，马继洲《金融支持“花儿”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中，认为金融支持“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可促使当地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可知以往花儿的研究主要从文学、音乐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经济学方面入手，较少有学者从旅游开发角度来研究花儿。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把花儿保护与旅游开发联系起来，来探讨花儿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
第三节研究方法文献资料研究法：文献资料研究法是开展所有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通过搜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归纳和综述，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展动态、一般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确立行文的切入点。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历史、民俗及旅游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与当地居民交流，认识、了解有关莲花山花儿的基本内容，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
第四节创新之处
篇二：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项目化学习在研学旅行课程中的实践探
索——以探寻滕头生态民俗美食园为
例
摘要：为把研学旅行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笔者以六环推进的模式设计研学旅行的课程，以项目化形式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多维探寻的方式，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关键词：项目化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
在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到：“研学旅行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研学旅行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活动学习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把研学旅行列为综合实践活动的“考察探究”部分。因此，设想本次研学旅行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以项目化形式开展，让旅行与学科优势互补，促进学生能力的多维发展。
1.六环推进，设计研学旅行的课程模式。
本次研学旅行设想以项目化学习模式开展，对滕头生态民俗美食园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化学习，所以我们把活动环节进行一次再构建，形成“项目引领——方案指导——自主探究——中期小结——成果亮相——评价总结”六个环节。
1.任务驱动，确定项目。
1.合理安排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能使研学旅行有的放矢，研学任务设计是研学活动的核心，为了调动学生研学过程中的积极性，设计了丰富多样的研学的任务。
1.系统安排研学项目
研学项目的确定主要采取由粗到精的“金字塔”式的筛选方式，通过交流、探讨，提炼出真正有研究价值的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活动项目。经历“因兴趣而选——以能力而减——为价值而研”三个步骤。
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客来源
考察探究：参观生态建筑、探美食园布局、访游
探究制作：尝各色美食、做家乡美食、扬家乡美名
职业体验：美食园小导游、美食推广员、小小摄影师…
1.适时引导，规范方案
方案的制定将对后期的实施起到指导作用，因此我们推出“计划制定课”、“方法指导课”等，让教师适时引导和学生探讨交流相融合，运用情境的创设、范本的研究、材料的铺垫等教学方法，经过“初稿制定——交流探讨——修改完善——终稿出炉”等步骤，使学生能制定更规范更完善的方案。
（三）自主探究，落实研学
1.同质异质相结合，均衡人员分配
学生依据“组间同质分组，组内异质分组”的原则分组，小组之间能力均衡、人数均衡、男女比例均衡，小组内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特长，自我推荐，自由组合成活动小组，学生自我推荐，民主选定，选出能力较强的组长，并为自己的小组命名，由组长填写“小组成员分组表”。
2.基于项目学习，开展研学活动
“在当今社会中，一切都是项目，一切也将成为项目。”这是美国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委员会主席对项目管理的一句预言。我们把本次研学作为一项“探寻滕头生态民俗美食园”为主题的总项目，然后延伸出一个个子项目，如“考察探索”“探究制作”“职业体验”。每一个子项目发散出一个个小项目。这样有序安排，不但能把项目落实到每一个班级，而且能使班级里的每一个小组都能领到小项目，使班级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为项目参与者。
（四）中期汇报，承前启后
引导学生从“回顾前期——展望后期”两个角度进行汇报。汇报内容主要有：研学活动的进程，到目前为止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事情比较成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然后由全班同学进行交流、评价，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策略，提出方案可以做哪些修改的建议。
（五）成果展示，多样丰富
把学生在研学活动中的丰富经历、收获、作品等通过各种形式展示出来。成果的展示是综合性的，活动的结果、成果的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喜欢的方式来展示。主要有动态展示、静态展示、过程性展示等。
（六）评价反思，立体多元
1.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学生、家长、游客、专家等。
2.评价内容多维度。从文明素养，实践能力，协作精神三方面出发，对文明，纪律，团队合作，自主活动，探究学习，知识构建等方面进行评价。
3.评价方式多样化。量表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
三、多维探寻，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
本次研学旅行的活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旅游、人文、建筑、美食、历史、变迁等。所以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方法进行探究，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让学生集思广益、透彻分析、开阔思路、优势互补，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发展。
1.搜索查询，提高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
以去图书馆查阅、上网搜集资料、观看视频等方式，了解滕头生态民俗美食园的历史文化。以电话咨询专家的方式，了解滕头生态民俗美食园的文化发展，以及对奉化旅游业的影响等，让学生体验不同的知识可以用不同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从而提高搜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2.调查访谈，提高自主获取知识能力
本次研学旅行，我们主要采用三种调查方法，即微信调查法、纸质调查法，网络调查法，并且进行了相关数据的统计。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同学们对滕头美食园的所知所想；采访滕头居民，了解滕头村近十几年的变迁；调查周边群众对滕头建筑变迁的看法，了解滕头的历史变迁对旅游文化的影响；采访慕名来美食园的游客，了解游客的来源，了解滕头景区的影响力等。
3.实地考察，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实地考察滕头美食园建筑，观察建筑的材料，把各类不同材料的建筑拍照记录，上网查询建筑材料的是否环保，美食园是否真正做到“生态化”，了解用旧木料、废旧瓷片陶器、废弃海洋生物贝壳等材料建造生态园的优势。
4.角色体验，提高表达与交流能力
通过模拟社会生活，体验社会角色，了解社会劳动的过程。通过职业体验，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不同的角色体验，让学生各有所悟，各有所感，
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将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融入实践体验活动，培养学生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
参考文献：
1.程锦.借助基地资源开发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的实践研究[J].综合实践活动研究，2018（6）：18-20
2.李孔文.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8）52-70
3.吴筱泉.要素与内涵[M]宁波出版社，2013（11）142-147
篇三：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经济复苏背景下的民营企业投资——以宁波为例
任月红
【期刊名称】《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22)001
【摘要】本文以宁波为例,阐述了经济复苏背景下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当前民营企业投资的若干态势;并介绍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的八大政策建议:投资差异化政策、投资准入政策、企业减负政策、创新投融资政策、拓展投资领域政策、制度创新政策、开拓市场政策、要素保障政策.
【总页数】4页(P41-44)
【作者】任月红
【作者单位】宁波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宁波,31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7
【相关文献】
1.金融危机背景下宁波中小民营企业创新型发展模式的思考[J],邢伟2.民营企业投资旅游项目的调查分析与路径选择——以宁波市为例[J],董鸿安3.\"一带一路\"背景下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服务机制建设的思考[J],赵秉龙;朱芬芬4.后危机背景下宁波民营经济创新实践研究[J],王元颖;盛卓禾5.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的民营企业发展——以宁波市为例[J],何介强;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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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关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产品化研究——以桂林饮食文化遗产项目为例
谌世龙【摘要】开发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对保护传承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有裨益。桂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遗产目录中，饮食文化遗产项目所占比重大，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工艺独特、市场潜力大等特色，但在申报工作、保护传承、品牌意识、产业规模、宣传力度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桂林饮食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路径在于培育品牌、产业扶持、创设公园、创新产品、节庆打造、建立地标、强化体验、开发商品、注重营销等方面，从而丰富桂林旅游产品，促进桂林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期刊名称】《贺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27)002【总页数】5页(P114-117,146)【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民族地区；桂林；饮食遗产【作者】谌世龙【作者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5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独特的旅游资源,经过旅游活动的介入可以开发形成品级高、旅游吸引力强的旅游产品,并能提升旅游开发的层次,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大有裨益。科学的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旅游开发有效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1]361-364。桂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普查多达14164项,涵盖17个门类近百个种类[2],其中经遴选、归并、评审,现已经公布县级名录项目365项、市级名录项目112项,还有38项被列入自治区级名录、1项列入国家级名录,另有自治区级项目传承人6名,已基本建立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体系。这些遗产项目大多是我们耳熟能详、喜闻乐见、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鲜明的特色。1.历史悠久桂林饮食文化遗产项目无一不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能传承成百上千年,除了它们本身的价值外,甚至还与历史大事、历史名人相关。例如公元前204年左右,秦朝大军挥兵岭南,屯兵兴安十多年开凿运河灵渠。来自北方的秦兵不习惯吃南方的大米,将大米加工做成面条式样的食物,于是诞生了桂林米粉[3]。绵延2000多年历史的米粉如今已成为影响桂林人最深远的食品文化。居“桂林三宝”之首的三花酒得名于清朝,但其酿造始自宋朝,时称瑞露,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桂林三宝”之二的豆腐乳,乃是白腐乳的代表。远在宋代,桂林的豆腐乳已很出名,清朝袁枚所著的《随园食单》一书中就有“广西白乳最佳”的记载,这里讲的白乳就是指桂林产的豆腐乳。清朝乾隆皇帝一尝之后就大赞“天下又多一绝美味食物”,此后,桂林豆腐乳成为宫廷贡品和送礼佳肴。全州早在三国时就有了稻田养鱼的记载,而禾花鱼作为宫廷贡品却在南宋时。2.种类繁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民间,饮食文化遗产更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而品种数量非常之多。桂林市5城区12个县除了已申报为各级遗产名录的33项饮食遗产之外,尚有许多未有申报但也非常知名的饮食文化项目如桂林辣椒酱、灵川狗肉、罗汉果茶、阳朔啤酒鱼、平乐十八酿、恭城柿饼等,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多达119项。这里面既有手工技艺,也有消费和生产商贸习俗。其中以桂林市城区的数量和种类最多,有35项,占29.4%,如桂花酒、果汁应子、桂花糖、圆枝腐竹等。3.知名度高桂林饮食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多,而且知名度也高。这些遗产项目大多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时间的陶冶,在本地或本区域,甚至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例如,米粉在桂林,可谓家喻户晓,是国内外人士认识桂林、了解桂林的一张名片,是传统饮食文化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及符号,更是所有桂林人寄托浓浓乡情和今生今世的一份思念。在桂林米粉文化艺术馆里曾有这样一段话:“桂林米粉,是世界快餐业的鼻祖;桂林米粉,是中国食文化的代表;桂林米粉,是烹调艺术的经典;桂林米粉,是民族融合的见证;桂林米粉,是大秦历史的延续”。三花酒是中国米香型白酒的代表,被誉为“中国米酒之王”,是广西最具特色的名优产品;1957年全国小曲酒评酒会上,桂林三花酒被评为第一;1963年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国家优质酒,并获银质奖章,曾荣获具有世界权威的“布鲁塞尔金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热播,荔浦芋一度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盘中珍馐。清朝康熙年间就被列为广西首选贡品,于每年岁末向朝廷进贡,享有“皇室贡品”之称;清嘉庆年间,广西桂北厨师取用荔浦芋与猪肉制成了荔浦芋扣肉,成为桂北一带居民婚嫁和节日席上必不可少的特色名菜。4.品质优良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还具有品质优良的特点。例如荔浦芋个大饱满,头尾均匀,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含有粗蛋白、淀粉、多种维生素、较高的钙和无机盐等多种成份,具有补气养肾、健脾胃、强身健体之功效,既是制作饮食点心、佳肴的上乘原料,又是滋
补身体的营养佳品,堪称芋中之王。罗汉果为历代朝庭贡品,盛产于桂林市临桂县和永福县的山区,是名贵的药材、高级清凉饮料兼调味佳品,被誉为“东方神果”、“长寿之神果”和“神仙果”。成熟的罗汉果含有丰富的糖分,味美香甜,既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益肝健脾、降血压的作用,又有防治呼吸道感染和抗癌的功效,因此被卫生部公布为名贵中药材。5.工艺独特桂林饮食文化遗产大多还以工艺独特见长。桂林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饮食文化项目以民间手工技艺类别的名义申报成功的项目达18项,占54.5%。这些独特的工艺代代相传,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已经形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技艺,而经过这些技艺制作和加工的食品更为人所喜爱,成为地方饮食文化时尚。例如,横山豆腐乳之所以能申请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其工艺的独特性。其制作从选料、配料、冲浆到培菌每一个环节都十分讲究。它以当地种植出产的土黄豆作原料,磨豆腐的水全部取自村上四方井里清甜的井水,选用的配料是地道的川椒、八角、桂皮、食盐和高度的米三花酒合在一起浸泡二十至三十天,制作时间限定在每年农历九月至次年正月,共有100多道工序,时间长达4个月。唯有如此,才能制作出口味纯正的“横山豆腐乳”。6.市场潜力大桂林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潜力大。临桂县的“四塘横山豆腐乳”就是一个典范。自从拥有自治区级“非遗”这个响亮品牌之后,不仅抢占了广西本地市场,还开拓了浙江、山东、陕西、河北等地市场,年销900多万瓶,是申遗前的好几倍,足可以与桂林最著名的“花桥牌”豆腐乳比肩。油茶是生活在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山区瑶族、侗族、苗族同胞最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据史料记载,油茶始于唐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生活在桂林市恭城、龙胜等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几乎天天离不开油茶。如今,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恭城油茶”已经开发出“浓缩油茶”,只
要开水一冲,马上就可调出一碗原汁原味的油茶。目前,恭城有5家浓缩油茶生产企业,产值近千万元,在日本、韩国等市场也颇受欢迎,现代化油茶产业也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亮点,恭城县政府已将浓缩油茶作为重点特色产业进行扶持和发展。品牌代表的是企业的信誉、产品的质量。通过品牌扩展市场,使品牌成为企业的竞争利器。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也具有较好的开发基础。政府应该因势利导,以市级以上遗产名录为基础,以申报国家级遗产名录为契机,积极引导和支持,通过进一步地整合、挖掘、保护、创新,培育和创建出桂林特色饮食文化遗产项目系列品牌,如桂林酒(三花酒、湘山酒、龙脊水酒、东山糟酒、桂花酒、漓泉啤酒、永福葡萄酒等)、桂林茶(桂林毛尖茶、桂花茶、石崖茶、云雾茶、罗汉果茶、姜茶等)、桂林菜(小吃)等,完善饮食评估和认证体系,实现管理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培育饮食文化品牌龙头企业,同时做好品牌延伸、强化和推介工作。以桂林菜为例,相关的管理部门可以引导企业对现有的特色菜肴、小吃系列进行整合,从各县(区)遴选、发掘出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名吃、名厨和名店,举办“桂林市金牌餐饮名店”和“十大名菜”的评选活动,最终确定桂林菜的谱系,在中国菜系中占一席之地,促进桂林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恭城油茶”成功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了广西地理标志注册商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零的突破,同时使其成为广西首个获得以地理标志为商标的地方特色小吃类产品,这对“恭城油茶”乘此东风做强、做大、做长产业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桂林饮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桂林米粉”申报地理标志注册商标工作应该提速,这是品牌化、规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一个行业只有形成强大的产业链效应,才能持续发展壮大。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吃”是第一位的,“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旅游项目。桂林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城市,要利用丰富的饮食文化遗产,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运作,形成完善的旅游餐饮产业链条。例如,桂林米粉作为一个产业做大做强,可以拉动很
多产品和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就业。从战略上讲,桂林可以生产多品种的鲜湿方便米粉和符合国际食品标准的干米粉,大量生产“方便米粉”供应全国众多的米粉店市场;可以创设“桂林米粉博览园”,展示桂林米粉历史文化和生产过程,使其成为一种集游、食、购于一体的旅游新产品。米粉产业的发展,也将带动大米、辣椒、豆角、黄豆、花生、香料等米粉原料、辅料和调料的生产和发展,促进桂林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副产品深加工和食品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桂林米粉”可以依托桂林旅游名城,以不同形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美食之林。“桂林三宝”(三花酒、豆腐乳、辣椒酱)、油茶、荔浦芋、罗汉果等饮食文化遗产也要籍品牌之名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促进桂林旅游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发,传承创新是突破发展的关键。第一,根据游客需求变化在经营发展策略上要推陈出新,赋予特色饮食遗产更多的时代韵味。例如可以利用桂林银杏、罗汉果等药用价值,开发出品种丰富的药膳系列保健食品;针对来桂林旅游的中外游客一日三餐吃的大多安排的是团餐和自助餐,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和品尝到桂林地方特色饮食风味这一桂林旅游发展中的短板,可以借助“洛阳水席”等地方做法,隆重推出桂林“山水宴”等饮食文化项目。第二,根据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和特色创新开发,将富有特色、级别较高、表演性强、参与性较强、有趣味性的饮食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地串联和整合,推出饮食文化遗产之旅的主题线路:1.桂林—灵川“狗肉”品尝一日游;2.桂林—兴安—全州特色米粉宴席品尝“二日游”;3.桂林—恭城—平乐—灌阳油茶风味小吃品尝“三日游”等;可以设立桂林饮食文化“主题年”,每年重点推出一条主题饮食遗产旅游线路,例如:“风味小吃”品尝游、“美酒品尝”体验游等,使游客可赏、可尝、可学、可带、可游、可参与,以特别的就餐方式来享受桂林饮食盛宴,使旅游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第三,在旅行社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也可以将饮食遗产融入常规旅游线路中,重新进行包装设计,或者成立一个专业的桂林美
食旅行社,专门从事饮食旅游线路设计和接待工作。由于桂林饮食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历史底蕴深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很强的实用性、观赏性和参与性,可以考虑在桂林雁山区桂阳公路傍或临桂新区新建一个名为“桂食园”的饮食文化遗产公园,招纳桂林5城区12县饮食文化遗产进园,成为集展示、保护、开发、经营、旅游、休闲于一体的饮食文化遗产大观园、博览园。通过园内设立的特色饮食中心、美食博览中心、饮食文化遗产展示馆(博物馆),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让游客在园区内零距离接触,就可以了解桂林饮食文化遗产的历史,欣赏桂林饮食文化遗产的艺术,学习饮食遗产的手工技艺,品味桂林的特色美食,体会桂林饮食文化遗产的快乐,并且亲身感受其中的民俗风味。节庆是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日期内,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一种社会活动,总体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宗教的、法定的节庆活动数以千计,影响甚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食节、啤酒节等现代节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祖国大地上,演绎出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名城,结合旅游活动举办一些富有特色的旅游节庆,意义重大。目前,利用饮食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节庆已经渐成时尚,例如桂林米粉节于2007年开始在广西兴安县城举办,至今已经举办四届,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山歌大王争霸赛、古乐演奏大赛、吃米粉喝啤酒大赛、彩调专场、米粉世家才艺大比拼、桂林米粉现场制作演示及历史文化展等活动,逐渐成为桂林的一个节庆品牌。恭城油茶文化节也是一个富有特色的旅游节庆项目,万人长桌油茶流水宴、长寿老人秀油茶、外国友人秀油茶、广西油茶大展示、恭城油茶形象大使评选、恭城油茶十大名点心评选和恭城油茶创意大赛等活动,吸引了来自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数万游客前往观光与体验,更让人感受到了恭城油茶的魅力。要成功打造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节庆,要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参加、市场运作”的模式来运作,注重艺术性、市场性、公益性的三者结合,突出主题,要在特色上下功夫、做文章,把节庆办成时代性强、
有特色、有新意、有影响力的时尚性节日。地标是一个地方能够充分体现该地区风貌及发展建设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名城,从强化文化符号象征、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高度上出发,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饮食文化遗产项目地标。老字号、美食街、名店可以成为桂林美食地标和城市标签,引领桂林饮食文化时尚,能够大量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中以及影视作品里,成为桂林市的代表和一道风景线。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呈现个性需求上升,旅游者的自主参与、自我挑战和文化等意识增强。目前,我国饮食文化旅游产品普遍缺少独特的主题,产品的参与体验低下,游客难以获得深度的文化体验。因此,为了满足旅游消费需求,桂林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应提炼体验主题,营造文化体验氛围,多设计“参与性”和“挑战性”体验项目。旅游商品是旅游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桂林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特产,如“桂林三宝”、桂林米粉、油茶、禾花鱼干、荔浦芋、罗汉果等,把这些饮食遗产与旅游结合起来,开发生产出包装精美、便于携带、具有纪念意义并赋予其文化内涵的高档旅游商品,对激发游客购买欲望、提高旅游购物比重,拉长桂林旅游产业经济链条有着重要作用。游客参观或参与制作过程,使其制作过程一目了然,可让手工艺人用传统的工艺方法现场进行现场制作,将制作过程完整的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既可以现场购买产品,也可以采取在专门场所销售的形式,更亲眼观赏制作过程,还可以亲手制作,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营造良好的和谐氛围,特别能激发游客的的兴趣和购买欲望。旅游商品设计要推陈出新,一个蓝猫的主题可以做出几百上千种产品来,桂林饮食文化遗产有这么多的主题和内涵,可以做成各种材料、各种用途、各种造型的旅游商品。要使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必须加大桂林饮食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营销力度。首先,要充分利用桂林独特的旅游地位,充分发挥大众媒体作用,以桂
林饮食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电视、广播、报刊要拿出适当的时段和版面开辟专题、专栏进行广泛宣传;针对不同客源地的喜好和个性化需求,设计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桂林饮食遗产旅游推广网站;邀请专业人士高规格、高水平地制作推出与饮食文化相关的各种CD、VCD、书籍、宣传册、明信片、旅游纪念品等;对桂林传统饮食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整理,编写出版介绍桂林饮食文化遗产书籍。其次,各旅游景点要有桂林饮食文化遗产的介绍,主要旅游饭店、商场要设橱窗或墙报介绍桂林饮食文化遗产;要尽快建立桂林饮食文化遗产旅游的宣传标识引导系统,包括标志性塑像、指示牌、引导旗、方位图、地图等,可制作各种精美的美食地图,使游客能按图索骥。再次,要充分利用各种重大节庆活动和重大旅游、会展活动,选择时机举办全国性、地区性的美食文化展销会、美食周、美食节或风味食品制作大赛之类的推介活动,充分展示桂林饮食文化遗产,提高桂林特色饮食产业的市场知名度。最后,要注重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相结合的对外推广策略。发展与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发展、活用、弘扬,才能实现更好的保护,饮食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4]165-171尤其如此。开发饮食文化遗产资源,是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和满足游客需求的一种专项旅游产品开发,是旅游产业创新的一个亮点,不仅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的旅游规划予以指导,同时需要建立正确的品牌权属意识以及科学的资源评价体系。在桂林旅游的国际化进程中,对饮食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不仅使其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促进桂林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文献】
[1]阚如良,李肇荣.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J].旅游论坛,2008,1(3).[2]桂林市文化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报告[R].2009.
[3]王静.桂林米粉文化的保护与发展[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3(6).[4]李昕.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2009(1).
篇五：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以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为例
张魏
【摘要】Inordertoprotecttheminor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etterandmoreeffectively,throughtheanalysisoftheDumbFestivalinYunnanProvince,thepaperexploresprotectivecountermeasuresbasedontourismdevelopmentoftheminor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theprocessofprotectionandinheritanceoftheDumbFestival,maindifficultiesarethelackoffunds,thesmallscaleofinheritors,theinsufficientpublicparticipation,andthepoorinfrastructure.Infactthesedifficultiesalsoexistinmostoftheminor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heritageinourcountry.Tosolvetheseproblems,tourismdevelopmentisafeasibleandnecessaryway.Throughtheimplementationoftourismdevelopment,tourismcanprovidetheprotectivefunds,promotedeepermining,beverygoodatspreadingknowledgefortheDumbFestival,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localeconomy,andimprovetheinfrastructureandservicelevel.Finally,wecanachieveawin-winsituationofculturalvalueandeconomicvalue.%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对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的分析，探索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策。哑巴节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资金缺乏、传承人规模过小、大众参与不够、基础设施落后，实际上这些困境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旅游开发是一个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途径，通过旅游开发可以为哑巴节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保护资
金、可以促进哑巴节文化价值的更深层次挖掘、可以很好地普及哑巴节文化遗产知识以及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最终通过旅游开发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期刊名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年(卷),期】2014(000)004
【总页数】5页(P124-12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张魏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5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沉淀，饱含着人们的无限情感与生命感动，是传统而真实的文化再现与历史华彩[1]。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人们共同的责任。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在处理保护与利用关系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与利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2]。通过对特色突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不仅可以丰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项目，激发游客的兴趣，促进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保护资金，解决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燃眉之急，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本文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的调查研究，来深入分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对策。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是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在云南省祥云县禾甸镇七宣自然村举办的一个彝族的民族节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承至今已有15代。七宣彝族哑巴节历史久远，具有宗教、历史、伦理、地理、文学艺术和农技等文化底蕴。在2006年被祥云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哑巴节又被云南省列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哑巴节是国内一个独有的民族节日，每逢哑巴节七宣村村民都要祭拜龙王三太子和传说中拯救过七宣村村民的哑女。在祭拜过程中，当地村民分别扮演龙王三太子、哑女以及他们的龙子龙孙跳起“哑巴舞”和“祖鼓舞”，盼望来年风调雨顺，辟邪免灾，家庭兴旺。当天不许说话，表示对哑女的思念和感激。表演队伍大致有100人左右构成，分别为：一个大哑巴、十二个中哑巴，若干个小哑巴，扮神牛一人，耕田老农一人，葫芦笙、三弦、笛子乐手各一人，讲吉利者一人，接受贡品者若干人，表演者均为该村村民。哑巴节祭拜仪式大致如下：首先由村里德高望重的族人毕摩恭请哑神仪式，哑巴队从村头到村尾，通过祭拜龙王、神树、年松，经过“三请三唱三起号”，将哑神请到文化节会场，随后开始了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哑巴舞表演。哑巴节一直以来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每年自发前来参与观看有数万人之众。在对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哑巴节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它的保护和传承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资金紧张导致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出现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缺乏是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的困境。
七宣自然村地处偏远山区，与禾甸镇政府相距12公里，全村71户人家共290人，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玉米、大麦、水稻，人均纯收入1041元，属于贫困村。目前，对于七宣彝族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属于被动静态保护，保护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但这些投入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只能是杯水车薪，并不能维持它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七宣自然村年轻人大多数想走出家乡，出外打工赚钱，虽然他们内心也想要传承老一辈留下的哑巴节文化遗产，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传承哑巴节文化遗产目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这让他们自觉保护和传承哑巴节文化遗产失去了动力，对于自己民族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也慢慢失去认同感。以对哑巴节传承人罗金全的采访为例，罗金全每次出去表演，文化局只会给他每天50元的补贴，这对他来说是很少的，他出去挖煤，工作时间比这个短，最多可以赚到200元一天，所以对罗金全来说，是不太愿意过多参与表演的，村里很多年轻人也表示不太愿意过多参与。目前，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靠政府投入资金来维持，这种被动的保护方式一方面给政府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很难给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之安心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长此下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将会受到极大的挑战。总之，资金紧张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困难。2.传承人规模过小使得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产生危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传承人的规模因此非常小，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很容易导致文化遗产的消失。哑巴节是一个彝族独有的民族节日，但是真正过哑巴节的只有七宣彝族村民，这种参与规模对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是非常小的，规模过小对于它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一方面规模过小对于保护特色文化不被大众文化同化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一旦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意外，文化遗产就很有可能从此消失。
在七宣彝族哑巴节表演中，大哑巴可以说是哑巴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罗金全是现在大哑巴的唯一传承人，由于体力的原因，他可能几年后就不能再跳了，也就不能再承担大哑巴这个角色了，这几年他都在物色继承人，总算物色到一个，也一直在培养他，但他担心，以后适合做大哑巴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一方面村里年轻人本来就不多，有天赋的就更少，这给他寻找继承人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大哑巴这个角色非常辛苦，表演的时候只能穿一条内裤跳一整天，而且大哑巴的舞蹈有一定难度，但收益几乎没有，所以愿意做继承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传承可能会出现危机。随着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宝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了极大的冲击，许多非遗传承人因为年事己高且后继乏人，其传承的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因此，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支持与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己成为我国当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一项艰巨且迫切的任务。3.大众认同感和参与能力低下使得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缺乏群众根基少数民族大多位于偏僻的山区，和外面接触非常少，这也导致了解和认同他们文化的人非常少，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群众根基。虽然正月初八哑巴节表演当天前来观看的群众有数万之众，但很多都是周边村民，祥云县之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哑巴节，即便是祥云县城也有很多不了解哑巴节的，而且在观看哑巴节表演的观众当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哑巴节文化的，只是把哑巴节的表演当成是一般的舞蹈演出，对于其背后所传承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并不了解。导致大众认同感和参与能力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七宣村地处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利，外来群众想要进入七宣村比较困难；其次是传播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正月初八当天现场表演的方式进行宣传，其它时间想要了解哑巴节文化就只能通过一年几次的县文化局组织的文化宣传活动，总的来说传播渠道并不多；另外，哑巴节文化遗产作品创新型
不够，主要是“哑巴舞”和“跳祖鼓”两支传统曲目，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作品非常少，传统曲目的演绎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大众认同感和参与能力低下是必然的结果。目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创新，缺乏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导致缺乏对大众的吸引力。我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会消失，都是因为缺乏群众根基，缺乏传承所需要的土壤，大众一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兴趣，想要使他们自觉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当中将是非常困难的，最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将会成为无源之水。4.基础设施落后不利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动态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跟不上，外地人难进来本地人难出去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发展。只有传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当中，实现传统文化和时代的完美结合，既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又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和传承下去[3]。七宣自然村地处偏远山区，离城区比较远，从村里通往城区的道路几乎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需要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坐到往返城里的一天一趟的中巴车，外地人想进入村寨比较困难，村民想出去了解外面世界同样是非常困境的。这也就导致村民思想和文化的相对闭塞，然而对外界文化的隔绝是不利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的。综上所述，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资金缺乏、传承人规模过小、大众参与不够、基础设施落后，实际上这些困境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旅游开发是一个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途径。通过旅游开发，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境，旅游开发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提供更多的保护资金，同时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保护和传承中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规模和影响力大大增强。因此，对云南七宣
彝族哑巴节进行旅游开发是有必要的，具体原因表现在如下方面：1.旅游开发可以为哑巴节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保护资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众多，如果全部依赖政府输血式的资金投入是很难满足需求的，只有提高自身造血功能才是长久之计。通过对哑巴节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游客的到来一方面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使得传承人能更专注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甚至是外地居民对于哑巴节文化的认同，使得他们更多投入到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壮大传承规模。2.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旅游开发可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当地居民能够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荣，自发地加入到保护和传承的队伍中来，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4]。通过对哑巴节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可以重新唤起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增强其民族的内聚力、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当地居民自发地加入到保护和传承的队伍中来，从而促进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3.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哑巴节文化价值的更深层次挖掘，实现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动态发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随着游客规模的增大，开发者和传承人为了满足游客追新求异以及对特色文化的需求，会对哑巴节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创新发展，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以对游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动态发展，这对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非常重要的。4.旅游开发可以很好地普及哑巴节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大众的参与能力宣传也是一种保护[5]，通过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必然会起到宣传、教育和普及的效果，提高大众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认识，进而提升大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是以文化保护和传承为根本目的的，大众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参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坚实保障。5.旅游开发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游客的消费可以推动七宣自然村的经济发展，吸引旅游商店、旅行社、旅游酒店、旅游餐饮业、旅游交通企业、旅游娱乐企业等旅游企业的加入，从而能够大大改善七宣自然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促进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供给方式是多元的，从产业化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6]。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等，不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由政府注入资金，以文物保存的方式保护，这种施与式保护方式见效快，作用显著。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戏剧等，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实行开发式保护[7]。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是一个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属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是可行的，具体原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游客角度来看，旅游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一种文化的体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属性就是文化，因此哑巴节文化遗产对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能满足游客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追新求异是人类的天性，游客总是希望在旅游目的地看到与其居住地不同的文化现象，差异越大，异文化现象越独特，吸引力越强[8]。云南七宣村地处偏远山区，对外交流非常少，这也直接导致外地文化对于本地特有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可以很好的吸引游客的参与和体验。第三，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传承性可以满足不同时代游客的文化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文化，它是动态发展的文化。
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承也经历过一系列的动态发展过程，表演曲目、服装、道具、化妆等都加入了一些时代的元素，正是这些推陈出新的变化使得哑巴节文化遗产能长期保持活力，因此也可以满足不同时代游客的需求。根据以上对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分析可知，旅游开发是一条必要且可行的路径，但如何实施旅游开发，需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规划。下面探讨如何实施哑巴节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运作以达到最终保护和传承的目的，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1.加强哑巴节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促进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其所传承的价值观念、群体意识、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内在精神文化，而仅仅是保留了舞蹈、美术等外在的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再具有文化价值了，久而久之其市场价值也会不再存在，旅游开发不仅走向失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果缺乏很好的管理和规划，很有可能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主要原因如下：①旅游开发核心是市场化，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利益最大化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很少愿意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短期经济收益下，缺乏长远的规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一个消极影响，容易导致文化遗产的舞台化和商品化的倾向。②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游客所带来的外地文化会大大冲击本地特色文化，容易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从而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因此，为了避免原真性遭到破坏，在哑巴节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政府需要指导企业和遗产传承人做好长远规划，规范和监督企业和传承人行为，尽量避免在开发过程中造成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及商品化，从
而降低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最终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其次，在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后，需要适当控制游客数量，提倡负责任、文明生态的旅游，降低游客数量过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2.不断进行作品的创新，满足游客日新月异的旅游需求哑巴节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在不破坏其原真性的基础上持续开发出适应市场需要的新作品。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自己的轨迹持续稳定演化，变异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之源[9]，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发展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也只有坚持不断的发展创新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从而满足日新月异的旅游需求。哑巴节文化遗产作品创新型不够，主要有“哑巴舞”和“跳祖鼓”两支传统曲目，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作品比较少，表演模式也比较单一，一旦推向市场，作品数量过少很难对游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因此，对哑巴节文化遗产作品进行必要的包装、改造，或者在表演形式、展示场所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创新，都会有利于哑巴节文化遗产项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3.增加传播渠道，提高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通过增加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可以更好地起到宣传、教育和普及的效果，提高大众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不仅可以大大增加游客数量，促进旅游业发展，而且可以提升大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有利于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传统的哑巴节文化主要是通过现场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要达到快速且全方位的宣传效果，仅靠现场表演的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其传播渠道进行扩充，才能开辟更大的市场。许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设有专门网站，不仅进行数据库的搜集、整理，而且也开放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让全国乃至全世界了解并熟悉它们，进而引发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祥云县政府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设
专门的网站对哑巴节文化遗产进行介绍以及和网友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一来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哑巴节文化，二来可以通过互动了解大众的喜好，推动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利用一些其他的现代化传播技术如电视、电台、报纸、DVD等进行立体化的宣传，这些都可以大大提升哑巴节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大众对哑巴节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参与程度。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改善，提升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在旅游开发初期，政府应适当增加七宣自然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改善的资金投入，方便游客的出行和旅游活动，因而可以增加旅游收入，旅游收入的提升又可以吸引旅游企业的加入，从而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的加强不仅有利于提升哑巴节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增加游客数量，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当地村民更好地融入到现代文化中，吸收现代文化的元素，促进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传承。总而言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要想实现双赢，必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不变。文章研究的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同样存在，针对云南七宣彝族哑巴节提出的旅游开发对策也同样适用于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然而由于保护资金的缺乏、传承后继乏人、大众认同感和参与能力低下等原因导致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的境地。在此背景下，通过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保护资金、可以促进其文化价值的更深层次挖掘、可以更好地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以及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积极引导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实施，
使得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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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镇域尺度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分析——以宁波市为例
张赛赛;冯秀丽;马仁锋;徐晖;范园园
【摘要】研究城镇低效用地对于协调城市用地空间、优化城市用地布局、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调查数据,从不同城镇低效用地类型出发,在镇域尺度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计量研究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宁波镇域城镇低效用地分布具有显著集聚特征,旧村庄与旧厂矿集聚性强,旧城镇相对离散;旧城镇主要分布于余姚慈溪交界处及奉化;旧村庄团聚于奉化东北部、江北;旧厂矿在佘姚形成“聚簇”,在市域东南部出现连片“洼地”,并主导总体分布格局.%Studyingurbaninefficientlandisofgreatsignificanceforspacecoordinationandlayoutoptimizationofurbanlandaswellaspromot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ity.BasedonsurveydataofurbaninefficientlandofNingboandproceedingfromdifferenttypeofurbaninefficientland,spatialpatternofurbaninefficientlandinNingboisstudiedquantitativelyby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inthetownscale.Resultsshowthat:thedistributionofurbaninefficientlandofNingbointhetownscalehasthecharacteristicsofsignificantagglomeration.Oldvillagesandoldfactoriesareofquitestrongagglomeration,whileoldtownsarerelativelydiscrete.OldtownsaremainlylocatedatthejunctionofYuyaoandCixi/Fenghua;oldvillagesgatheredinnortheasternFenghuaandJiangbei;oldfactoriesform"cluster"inYuyao,raisingcontinuous"depressions"insoutheasternNingbo,anddominatetheoveralldistributionpattern.
【期刊名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17(051)004
【总页数】6页(P542-547)
【关键词】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空间自相关;宁波
【作者】张赛赛;冯秀丽;马仁锋;徐晖;范园园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浙江宁波3152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902;F301.23
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城镇是人口高度聚集、人类活动对地面影响最为强烈的区域，城镇土地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实施最密集的地区，它的利用质量关系着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所谓城镇低效用地即是城镇范围内以社会、经济、生态三个维度考量，利用方式综合效益低下的土地.随着我国政府对城镇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视，城镇低效用地日益成为土地学界研究的热点.囿于我国城镇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以及基本农田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等政策的限制，重视城镇用地的外延管控与内部挖潜、着重平衡用地布局、提升用地内涵、优化用地结构成为各级政府突破用地紧缺瓶颈、松解用地饱和藩篱的必然选择.面对城镇地区日趋增长的低效、存量用地，以“内涵界定-分布格局形成原因-治理对策”为逻辑链条，展开节点针对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国内
外关于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覆被变化[1]、土地利用规划[2]、土地利用结构[3]、景观分异[4]、土地资源承载力[5]、土地利用协调度、集约度、效益及适宜性评价[6-8]等方面，方法上则以3S技术与经济学计量方法为主.低效用地研究热点在于概念界定与分类定级[9-10]、驱动与转换机制探究[11-12]，罕有涉及空间格局特征.鉴于此，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旨在检视城镇地区国土空间开发规律，诊断城镇低效用地障碍因子，甄别低效用地形成驱动机制，进而为城镇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决策提供参考.1.1研究区域宁波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浙江省东部，是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我国重要的港口工业城市，全市共辖6区(海曙、江东、江北、鄞州、镇海、北仑)、2县(象山、宁海)、3市(奉化、慈溪、余姚)，面积约9816km2，人口达760万，GDP逾8000万.截至2015年宁波共有批而未供用地3563.10hm2，供而未用土地1438.56hm2，城镇低效用地8964.36hm2，以2013年14.69万hm2城乡建设用地为规划基数，对比《宁波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14.97hm2的控制规模，宁波可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仅为0.28万hm2，根据宁波当前建设速度及需求，按5年测算，宁波城乡建设用地新增需求达1.47万hm2，远超供给红线.随着诸如江东新城、鄞州新区等新城区、高新区的规划建设，宁波城区框架进一步拉大，城市发展用地激增，建设用地指标已接近资源承载与政策规划阀值，与此同时市域内却分布有大量低效、存量用地.因而，如何整合域内土地资源、选择低效用地升级路径成为当前宁波市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2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2015年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调查数据库.根据浙江省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调查要点与规程，将城镇地区“三旧”(旧城镇、旧厂矿、旧村庄)用地定义为城镇低效用地.为便于研究，将国有农场、水库等地类合并至相应镇域单元.
空间自相关被称为地理学第一定律，表示任何事物与其周围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且越是相近的事物联系也越紧密[13]，适宜于标度空间依赖性、离散性特征.依据功效可大致将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与局部两种，前者用于描述空间要素的整体分布特征，后者用于判识局部子区域间的空间联系.空间自相关分析中，空间权重的确定极为重要，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表达最核心的部分，用于定义空间单元的相互邻接关系，常用邻接规则和距离规则进行定义，GeoDa软件共给出了共边邻接(Rookcontiguity)、共边或共点邻接(Queencontiguity)、阈值距离(Thresholddistance)、K-近邻(K-NearestNeighbor)4种空间权重确定方法.由于Queencontiguity比较适用于不规则图形的邻接，故而以此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局部空间自相关表征参量较多，而LISA显著性水平图既能识别邻域间的空间联系，又能对应Moran散点图，标识具体实体[14]，对局部空间稳定性、集聚性具有较好的量化与视觉展示效果.Moran散点图用平面坐标表示，以平均值为轴的中心，横坐标为变量标准化原始值，纵坐标为变量标准化空间滞后值，回归直线的斜率即全局Moran’sI.Moran散点图对空间滞后因子Wz和z数据对进行了可视化的二维展示，1、3象限与2、4象限分别表示有显著正、负空间自相关性，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区域单元与其邻居之间4种空间联系形式，即：第一象限代表高值单元被同是高值单元包围[高-高(H-H)]，称为热点区；第3象限代表低值单元被同是低值单元包围[低-低(L-L)]，称为冷点区(盲点区)，皆表现出同质依赖性.第2象限代表低值单元被高值单元包围[低-高(L-H)]；第4象限代表高单元被低值研究单元包围[高-低(H-L)]，均表现出异质离群性.3.1描述性统计特征通过基础数据统计梳理，宁波市共有城镇低效用地8965.54hm2，其中旧厂矿5385.06hm2，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60.06%，旧城镇、旧村庄占比分别为31.37%、8.57%.图1显示了县域、镇域城镇低效用地的空间分布，各区县平均值
为815.05hm2，余姚、奉化、慈溪的城镇低效用地保有量分列前三，共占全市的67.6%，而江东、北仑，仅占0.75%、2.24%.余姚的城镇低效用地达到了全市的29.64%，是江东的近40倍.排名后五位的县域单元之和仅占全市总量的1/10左右，不及余姚的40%.类际上，存有旧城镇、旧村庄、旧厂矿最多的县域单元分别是慈溪、奉化、余姚，江东境内仅有旧城镇，海曙只有旧厂矿.镇域上，平均值达64.50hm2，慈溪的浒山街道是存在城镇低效用地最多的镇域单元，达到了840.50hm2，有些镇域单元不存在城镇低效用地.根据ArcGIS10.2中自然断裂法，将宁波市镇域城镇低效用地分成9级，分级区间在100hm2以上的镇域单元主要分布在余姚、慈溪、奉化.3.2空间分异特征鉴于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多于30个空间要素最为理想，而宁波共辖11个县域行政区，县域分析意义有限，仅以镇域尺度上的空间格局进行探讨.3.2.1整体空间分异特征运用GeoDa095i计算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总体、旧城镇、旧村庄、旧厂矿的z检验值均大于99%(P=0.0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1.96)，即通过显著性检验，全局Moran’sI皆为正值，表明宁波市镇域城镇低效用地分布存在正相关关系，亦即镇域水平上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表现出同质依赖特征.I旧村庄>I旧厂矿>I总体>I旧城镇，说明旧村庄、旧厂矿呈现更强的集聚性，总体次之，旧城镇最弱.3.2.2局部空间分异特征Moran’sI作为总体统计指标仅能探测空间要素区域差异的平均状态，为全面揭示镇域城镇低效用地空间分异特征与相互关系，利用GeoDa095i软件绘制LISA显著性水平图(图2).比对宁波市镇级行政区划图，将各镇域单元进行统计归类，结果显示：各Moran散点图中处于1、3象限的镇域单元数均占总数的50%以上，表现出较强的同质集聚特征，旧村庄和旧厂矿的低值与高值单元空间分离状态显著.
参照图2，分析LISA显著性水平，具体为：1)总体：H-H型镇域单元主要出现在宁波西北部与中部，具体分布于慈溪中部(3个)，余姚中部(4个)以及奉化东北部(2个).L-L型镇域单元主要出现在宁波东南部，具体为象山(7个)、鄞州东南部(2个)和西北部(1个)、宁海东部(1个)、北仑南部(1个)以及慈溪(1个)，象山境内形成连片低值区，可能在于山多人稀且拥有良港、渔村、古城、海滨等优良旅游资源的禀赋特征提升了象山的生态、旅游价值.市域内未出现H-L型镇域单元.L-H型镇域单元出现在慈溪(3个)、余姚(2个)以及奉化(1个).H-H与L-H出现位置相同，表明该区域高值集聚周围环布有“洼地”.2)旧城镇：H-H型镇域单元存在于慈溪中南部(3个)和奉化中部(1个).L-L型镇域单元位于鄞州中部(2个)，象山(2个)、慈溪南部(1个)，余姚东部(1个)、海曙(1个).主城区出现旧城镇低值集聚区，或因为该区域内多为高层住宅小区、商服办公楼宇以及交通、景观用地，综合效能(经济、社会、生态)较高.H-L型镇域单元仅有余姚大隐镇.L-H型镇域单元均位于慈溪(3个)，并在浒山街道周围与H-H型呈相互交错之势.3)旧村庄：H-H型镇域单元主要出现在江北(2个)与奉化(6个).L-L型镇域单元分别位于慈溪(3个)、鄞州(2个)、余姚(1个)、海曙(1个)、江东(1个).之所以出现上述格局，或因为余姚、慈溪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十强县，城镇化水平高，用地方式以企业为主，而随着江东新城及南部商务区的崛起，江北发展速度趋缓；奉化出现“高值簇”，或因为以溪口-滕头-雪窦山为核心景点的旅游及其关联产业是奉化的主导经济部门，市内劳动力富集的工业企业产能低下、“城中村”及“空心村”遍布的缘故.H-L型镇域单元分布在北仑(2个)、慈溪(1个)以及镇海(1个).L-H型镇域单元集中于奉化边界线周围，具体分布在余姚最南部(1个)、奉化最南部(1个)及鄞州西南部(4个).4)旧厂矿：H-H型镇域单元全部位于余姚(9个)，占到了余姚镇级行政区的43%，
出现“高值簇”.数据显示，余姚共有旧厂矿2463.98hm2，达到了全市旧厂矿总面积的48%.L-L型镇域单元共22个，均位于宁波东南部县域单元，包括鄞州东部(10个)、象山(6个)、宁海东部(4个)、江东(1个)，出现连片低值区.市域内未出现H-L型镇域单元.L-H型镇域单元环绕于高值区东南侧，主要分布于慈溪南部(2个)，余姚东南部(3个)以及奉化(1个)，呈“孤岛”状，表明余姚境内旧厂矿高度集中.此外，旧厂矿的高低值集聚区出现了明显的空间分离，高值区集中于市域西北部的余姚，而低值区分布于市域东南部山区地带，主要是象山、宁海以及鄞州的山区乡镇(街道).鄞州作为宁波最大的市辖区，经济繁荣，且东南部集中有东钱湖、雅戈尔动物园等多处旅游景点，用地方式以高档住宅和休闲旅游设施为主；象山与宁海多山，工矿用地空间逼仄，为宁波的生态涵养区，或因之上述区域内产生了大量低值单元.就类际而言，(旧城镇-旧村庄)仅有H-H型(锦屏街道)、L-L型(西郊乡、古林镇)，(旧城镇-旧厂矿)与(旧村庄-旧厂矿)仅存在L-L型，前者是东钱湖镇，后者为大徐镇、丹东街道，这反映了各空间联系类型类际重叠率低，空间分离特征显著，即同一镇域单元一般只存在一种类型的集聚.此外，总体与旧厂矿未出现H-L型，旧城镇与旧村庄也少有分布，说明高值区周围的低值单元较少，高、低值单元分布正相关性较强.图4显示，总体与旧厂矿的分异特征相似度高，表明旧厂矿在各类城镇低效用地中占比大，对总体分布格局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4.1结论通过对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基础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宁波市镇域城镇低效用地分布具有显著集聚特征，旧村庄与旧厂矿最为明显，旧城镇相对离散.旧城镇主要集中在慈溪、余姚交界处及奉化中部；旧村庄主要集聚于奉化中部及江北区；旧厂矿的分布产生明显的空间分离，分别聚集于市域“西北-
东南”轴线两端，在余姚形成高度集聚带，在市域东南部出现连片稀少区，并主导总体分布格局.4.2讨论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实质上即为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镜像，反映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人口变化，并接受其交互反馈，是区域发展轨迹的直观体现.归纳起来，土地利用主要受自然与人文两大系统的影响，其中尤以地形地貌、政策规划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突出.据此，推测宁波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为：首先，宁波市经济发达，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大，工矿企业多，因而城镇地区各类低效用地特别是旧厂矿大量存在；经济体量或者说企业数量决定着一个地区出现旧厂矿的多寡，自然禀赋及经济格局影响着旧村庄的形成与分布，因而两者出现特定地区集聚现象，同时各地不断开发新城、新区使得部分老城区逐渐演化为陈旧街区或待拆迁区，具体到乡镇(街道)多呈点状零星分布，故而旧城镇集聚特征并不明显.其次，余姚、慈溪工业发达，民营企业星罗棋布，而以小且灵活为特点的民营企业更新换代较快，管理稍有松懈，便会导致镌汰产业不能及时腾退翻新；老三区(海曙、江东、江北)作为核心生活休闲、购物娱乐街区，地面利用业态以住宅、商服为主，厂矿企业鲜有分布，破旧街区及城中村略有分布.市域东南部多为山区，人口稀少，交通格网密度小，工矿用地布局障碍林立，少散小为该区域工矿企业的主要存在形态，旧厂矿分布少，同时该区域建设用地空间逼仄，而自然景观优美，综合价值较高，寥有城镇村落归为低效用地.奉化东北部承接宁波中心城区，发展迅速，老城区域则相对滞后，产业转型外迁及城中村改造步伐迟缓，故此奉化老城区出现大片旧村庄.综合以上分析，特提出以下建议：1)精细行政管理，优化服务环境.主要是明晰用地产权，细化权责档案，设置专门的电子化管理基站，提升城镇低效用地整治的基础设施与微软环境.2)打造交通、物流网络综合体.联通高速、国道、省道大动脉、编织县级、镇级、村级小格网，促进地区“物质-信息-能量”的流动，有效弱化天
然区位禀赋的影响，提升人为理性规划的主导作用.3)推进都市功能区划与产业升
级改造.将中心城区散乱镶嵌的生产类企业分片外迁，关联产业整合入园，构筑层
次分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产业格局.4)财政政策与金融市场双轮驱动，破解
低效用地再开发资金短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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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非遗美食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美食旅游的发展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原则艺术性原则满足旅游者健康饮食的原则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分析以大连为例大连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独具特色的美食旅游资源美食旅游绿色发展基础良好政策上的有利支持大连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不利因素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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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研究
作者：李晓英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4期
摘要:中国饮食文明著称于市,因而美食旅游的发展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是集约化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要依据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艺术性原则及满足旅游者健康饮食的原则。通过分析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条件,得出美食旅游发展要注重绿色美食产品的开发与创新,适度宣传及正确引导以促进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加强绿色美食旅游品牌的建设和推广也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美食;美食旅游;绿色餐饮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129-02
美食是一门体现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及心理的综合的艺术。美食旅游不仅是满足口腹之需,还是文化的交流、精神的享受。而目前,绿色发展观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经济的首要指导思想。在中国,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是集约化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美食旅游的发展
中国美食旅游形式历史上就有相关的记载。周穆王西游,“瑶池阿母绮筵开”,隋炀帝南巡,享受“东南佳味”,欧阳修的醉翁亭宴,苏东坡的赤壁泛舟之饮,在观赏湖光山色、欣赏美景的同时品茗、赋诗、作画及饮食。这些都是古代饶有兴趣的旅游饮食文化表现。现代美食的创造活动,是符合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现代审美意识,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美食的创造活动。从各地代表性的美食旅游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美食旅游内容将日益丰富。形式也将不断发展创新。美食旅游逐渐向重体验、重享受的生态休闲美食旅游、名菜经典美食旅游等发展。而随着餐饮消费者对饮食安全、健康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因而绿色美食旅游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二、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美食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其绿色发展过程中要遵循旅游发展的原则,同时也体现美食发展的特点。
(一)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原则
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具有多元的性质,饮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饮食文化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其文化的地域性。其次中国饮食文化的多元性还体现在其民族性的方面。此外,中国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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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还体现在其形成的多层次性。如中国饮食的风味流派,是集中体现其文化的载体。除按地域和民族划分的流派外还有宫廷风味、寺观风味、市肆风味、官府风味、民间风味等。美食旅游以饮食文化中的独具特色的吸引物为对象,其发展要遵循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以体现和弘扬特色资源和文化为要旨。
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在设计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原则,做到能源消耗最小化和废弃物生产最小化。广义地说,选择能源与技术的最佳组合,将设备的运营时间最小化和使用率最大化,就可以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饮食经营模式设计中,建筑物、烹饪设备、照明设备、餐具清洗和食品冷藏等的设计都要高效利用能源,并充分利用可能被浪费的能源,以达到能源最小化。废弃物最小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对废物处理的办法来减少废物量和其带来的危害。在食物和原料购买、食品包装、食物储藏、食品废弃物处理等方面,都要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使废弃物达到最小化,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艺术性原则
美食应该是艺术与食的统一。缺少艺术的品质,就只能算一般的食物;缺少食用的价值,当然也谈不上美食。艺术与食的关系,也就是味觉审美与实用功利的关系。而人类的审美意识更多的是来自功利性的目的,在美食旅游的活动中,这种实用功利目的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之所以觉得美食是吸引人的,令人愉快的,正是因为它同生命的需要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在美食旅游活动中,实用中有审美,审美中有实用,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正因为这样,在美食旅游活动中,不能孤立地考虑美的要素,而必须同时考虑功利目的。
(三)满足旅游者健康饮食的原则
中国的饮食医疗养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的瑰宝,数千年来,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了一个传统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理论认为,药与食本质上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所谓的“药食同源”。食疗食养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其机理是食物进入人体通过脏腑消化、转化、吸收,由一定途径输送至全身,与特定脏腑、组织结合而发生作用,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求健康从始至终都是旅游者最基本的需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竞争强度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保健无疑成为旅游者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分析——以大连为例
通过分析发展美食旅游的内外条件,为其绿色发展策略提出方向。这里以大连发展美食旅游为例作具体分析。
(一)大连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
1.独具特色的美食旅游资源。大连水域广阔,海产资源丰厚,盛产鱼、虾、蟹、贝、藻,是全国重点水产基地之一。大连海鲜与南方海鲜相比,由于海水温度较低,生长期较长,营养丰富,鲜味更足。大连海鲜及大连的各种海鲜产品备受认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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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食旅游绿色发展基础良好。作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大连市拥有发达的旅游综合要素和良好的服务设施,旅游产业的兴盛为美食旅游的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2006年4月20日启动了首届大连市创建绿色餐饮店活动。此举将带动全市餐饮行业向绿色环保的经营方向发展。同时,市内规模较大的酒店已经参加了绿色酒店的创建。
3.政策上的有利支持。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对大连现代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在餐饮业方面的重点是发展大连特色餐饮。其中“培育特色餐饮品牌,保护发展地方餐饮品牌和‘老字号’,培育经典‘大连海鲜’菜品一系列目标成为发展旅游餐饮的工作重点。”而与大连最佳旅游城市整体形象相契合的绿色餐饮将会得到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支持。
(二)大连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不利因素
1.连菜至今尚未完全成型,更缺乏绿色美食产品。在大连的一些酒店、饭店里,很难吃出与其他地方口味不同,或者极具特色的绿色美食,菜品缺乏创新意识和特色品牌,不利于游客对于大连绿色美食概念的形成。
2.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目前,绿色餐饮还没有相对统一和科学的规范和标准。目前,可做参考的只有2003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酒店行业第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绿色酒店等级评定规定》。大连市还没有出台符合绿色餐饮内涵的评定标准。评定还存在主观性和缺乏科学规范性。
3.大连美食缺乏知名绿色品牌。当大连海鲜历来有口皆碑,深受国内外游客称赞。目前大连绿色餐饮发展虽然在创建品牌店上已初见成效,但还未在大连地区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更难于跨区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大的影响。
4.对美食旅游产品绿色发展的认识不深。企业对绿色餐饮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使用绿色食品的环节,而对绿色美食内涵中的其他方面没有足够重视。在一些已经打出绿色餐饮品牌的企业中还没有着力于控制经营中对环境的污染,减少浪费能源等符合绿色餐饮经营的措施的实施。同时,也不能将绿色经营思想注入整个生产和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执行中具有片面性。
四、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对策
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应符合其一般规律和原则,根据其美食旅游的发展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策略。
(一)绿色美食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创新
绿色美食旅游的开发,就是从传统积淀中,吸取精华与绿色的材料,还要经过一定的创新和加工成为独具特色的美食旅游资源。因为菜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应做相应的改善,要不断变化创新,研制出顾客最适合的口味。此外要处理好美食与美名,美食与美器,美食与美境的关系。绿色美食旅游产品应从菜单制定开始,贯穿整个供、产、销的各个环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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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产中使用清洁的能源。其次,原料使用和加工不仅要注重原材料的绿色无公害,对于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建设集中加工、采购、贮存和配送的中心厨房。第三,在餐桌消费环节应推行分餐制,在点菜过程中应适当提醒顾客注意饮食合理,适量搭配,并能在餐后主动提醒客人打包。第四,服务环节注意将快乐服务和情感服务注入绿色餐饮建设中。快乐服务和情感服务相结合就是绿色餐饮服务。最后,餐饮企业内环境上,要减少乃至消除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体污染、厨房环境污染。减少菜点在烹调、装盘、上桌过程中可能受到的生物污染等。
(二)适度宣传,正确引导,促进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
开发与美食相关的节庆活动是美食旅游绿色发展的重要的措施。以大连为例,从大连特色出发,开发具有海洋特色的绿色美食文化旅游产品。如举办“渔家乐”民俗风情游,开展生态美食旅游观光与参与性活动等来促进美食旅游发展;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更多企业参与“美食旅游绿色发展”。此外,美食旅游的绿色发展还有赖于相关生产经营人员主导作用的发挥,饮食从业人员应责无旁贷地承担宣传、引导、实践绿色餐饮生产的主导作用。最终,通过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培养公众良好饮食的习惯,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竖立健康消费的观念。
(三)加强绿色美食旅游品牌的建设和推广
成熟的消费者在选择美食消费时首选品牌美食产品,这是现代饮食消费的必然趋势。品牌经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发展绿色美食旅游的企业,要形成有影响力的餐饮品牌不仅需要政府、协会的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关键还是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在切实开展绿色美食经营的基础上,企业要科学设计、定位企业品牌,利用整合营销传播,向消费者传递绿色旅游美食的品牌价值,目标是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同时还要着力于品牌的管理。在一家企业发展成熟后,以品牌为核心,通过连锁经营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进行跨区域经营,以形成更大的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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