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符号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方法，探索侗族大歌符号系统所阐释的意义：侗族大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符号体系，侗族大歌之美在于符号之意境美，符号之人文美和符号之和谐美，它是意境美与人文美的完美耦合，是人与自然和谐美的极致表达。通过分析侗族大歌的文化阐释意义，以期加速侗族文化的传播并为提升侗族文化的认同感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侗族；关键符号；侗族大歌；文化阐释意义
人不是单纯的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人主观创造的符号世界中。皮尔斯将有意义的存在物分成符号、指代对象和解释项，并指出指代对象对符号的确定性或者是决定性意义。正如季海宏所说，掌握符号指代对象对符号的决定或者确定关系，就掌握了符号本身，也就弄明白了符号的解释项。侗族大歌是一种民歌形式的语言符号，同时又属于听觉性的非语言符号。它本身就是一系列符号组合，符号本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物象代表或者被赋予的意义，换句话说，阐释符号的意义是研究存在物的关键所在。
音乐符号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组合，侗族大歌是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感的结晶，对于研究侗族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符号的研究不在于符号的分类和归属，而在于符号所指代和能够指代的意义，因此对符号的研究应该更加的关注符号系统的阐释的意义尤其是文化阐释意义。
古侗族因没有文字故用音乐来替代文字的功能，这就奠定了歌在侗族“以歌代文、以歌记事，以歌载道，以歌育人”的“饭养身，歌养心”的地位。侗歌是侗族历史、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学界对侗族大歌的符号阐释意义研究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着眼于研究侗族大歌符号系统的阐释意义。
1 侗族大歌之美在于符号之意境美
1.1 侗族大歌起源之生态美
关于大歌的起源至今为止没有完整的权威性历史文献记载，只能从一些文人骚客的作品和地方志中寻找一系列蛛丝马迹。现如今对大歌产生的年代也只能通过实物断代法来推断，而这些推断大多数都是结合民间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及民俗活动、鼓楼实地考察等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不能代表事实本身。
侗族大歌作為一种精神文化存在根植于侗族深厚的生态沃土中，生态美为大歌提供了厚实的艺术根基。大歌的起源学说则是探讨大歌生境的艺术再现和提炼。然而，学界对大歌的起源却莫衷一是。“外来说”认为侗族大歌主要受外国传教士带来的宗教音乐所影响。史料可以佐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侗族地区才接触到外来宗教音乐，而在此几百年前，侗族大歌就被记载到历史中了，《三江县志》卷二，《镇远府志》、《靖州厅志》、《永从县志》、《黎平府志》等都有零星的记录。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四和明代邝露的《赤雅》上卷中都有侗族大歌的明确的、完整的记录。因此“外来说”纯粹是脱离理论现实而臆想出来的。“改造说”认为侗族大歌是对外来音乐尤其是汉族音乐的改造加工。彭兆荣提出：“侗族大歌之所以为侗族所独有，在于它的‘款’组织独特的民俗制度，群聚群歌的生存方式为其提供了产生、发展多声部合唱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基础。”“本土说”指出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侗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如刘明珠所说，“侗族大歌是侗族特有的文化生态的产物，是在侗族历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框架下的发展与延续。”在赵媛看来，侗族大歌起源于本土， 是侗族人民在特定环境中， 通过劳动和艺术实践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殷干清阐释了：“ 侗族人民是自己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者； 同时， 也为其民族文化所创造。”除此之外，侗族大歌产生于侗族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只要查阅历史资料，就发现侗歌起源的“外来说” 没有历史根据，“改造说”也纯属无稽之谈。只有“本土论”将侗歌诞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机理有机的耦合在一起，这密切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观。因此，侗族大歌起源于侗族人民对大自然美的模仿、再造和重现，侗族大歌的物象来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大歌将自然美融入其中，又以音乐、集会、对歌等艺术形成将其再现。侗族大歌是侗族生产、生活与大自然、社会、其他民族的重复互动和协商平衡的结果，它是侗族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侗歌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来源于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与其他群体、民族的重叠共识，又反过来影响侗族人民个体、群体甚至其他群体和民族的行为。
1.2 侗族大歌生成之生境美
每一个文化实体都是诸多因子重复互动的产物。侗族大歌的成因之说则是剖析大歌生成环境的鲜活案例。“多因素说”认为侗族大歌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重复互动、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必然产物。吴国栋指出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哲学观是大歌发展为其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最根本动因。“生态环境说”认为侗族大歌的形成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生态圈。在申茂平看来，侗族大歌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自然生态是大歌产生的基础背景，语言文化、民俗文化、制度及伦理文化等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这个系统的动态生态圈是生态美的最好诠释。“高层次需求说”认为侗族大歌产生于侗族人民的内在的、自觉的高层次精神追求和需求。邓光华认为：侗族人民对侗族大歌的需要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侗族大歌产生特定的美感心理动力。在王承祖看来，侗族大歌的形成依赖语言、群体性社交和礼俗活动以及对美的内在需求和追求，爱美、求美是侗族人民创造侗歌的原动力。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将人类需求分为六个阶梯，由低至高分别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和超自我实现。”侗族大歌起码属于社交需求甚至属于精神层面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这种精神追求的逻辑起点无疑是主体的自知自觉，外界物质实体是这种逻辑起点的基础但却非必然，精神是超时空的，其他外界影响因子则对这个逻辑起点其催化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也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学界关于大歌生成原因的每种论说都只是象征的断裂，都没能从本质上找到影响大歌生成的多个存在物之间的重复互动，没有探寻到影响因子之间的结构耦合。因此，这三种论说与其说是部分合理的，不如说是一叶挡秋，是狭隘偏见的。
1.3 侗族大歌演唱之藝术美
众所周知，大歌是侗族大歌的总称。普虹归纳了大歌之“大”在于演唱队伍和阵容庞大，意蕴丰富，既代表整个村寨又代表大家；大歌声部繁多，气势恢宏，音量宏大；大歌是当着大众放声高歌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第二条是主要特征。大歌如此之“大”然而却大而有序，这就是大歌的独特魅力之一。大歌看似没有组织的演奏方式使大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仿佛浑然天成。邬小中从发音技巧方面来归纳大歌的演唱特点：二声部结构的多声部，大歌生动的模拟性，综合运用多种特殊发声技巧。此外，张贵华提出：大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语言口语化，采用和现代联合式呼吸法不同的链式呼吸、互换气息的方法，保证了歌声悠扬、婉转、飘逸和持续有力，同时大歌发挥口腔共鸣的优势，突出鼻腔共鸣的亮点，运用部分鼻音等音色，舌尖颤音最常用在模拟大自然声音。这些发音技巧都是侗族大歌所特有的无法被超越的。张旭、龙昭宝发现了大歌波浪式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特点：“方言土语是侗族大歌区域扩散的重要媒介，集体社交习俗是侗族大歌得以区域扩散的重要途径，倚歌择偶是侗族大歌得以区域扩散的重要途径”。侗族大歌以艺术的形式向受众展示自然美、生活美、理想美和生命美，这种以美展示美的形式本身就是对美的最好诠释。
大歌无指挥、无伴奏但是场面宏大、气势恢宏、规模庞大，它是大自然和生产、生活共同盛产出的天籁之音。它独特的发音方式和特点造就其无与伦比、浑然天成的美感和价值。
2 侗族大歌之美在于符号之人文美
大歌外在显露出的是自然美，内涵的却是博大精神的内在人文美。邓钧等学者指出：探讨音乐的文化属性必须了解其重视文化的“自然之外”和人文现象。肖丽娅则从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视界四个方面探析了侗族大歌的审美文化内涵随着民族形成和社会发展而不断的嬗变。情趣、追求、理想和视界都是由决策主体的审美修养和情操来决定的，这种人文美是真善美的化身，大歌是侗族人民心中美好愿景的集中展示。在吴珊看来，“审美理念”、“审美追求”、“ 审美期盼”都凝聚了大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还将侗族人民对生命的崇敬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展露无疑。更有价值的是，殷干清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将侗族大歌分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指出了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重点阐述了大歌与经济、制度和政治等制度的互渗以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与大歌的共融，大歌的内部结构和相对对立的运作方式展示了自身的生命活力和本质特征，大歌是以音乐传达文化内涵。然而，张中笑通过厘清大歌与南侗传统“亲属制度”的关系，大歌与南侗传统“地缘结构”的关系以及大歌南侗“民俗仪式体系”的关系，强调了文化对音乐有塑造功能，他重点论述折射文化和音乐之间的和谐美。
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民族特色音乐，具有音乐的一般功能还具有传统民族文化、情感和价值观的功能。侗族大歌具有传播民族文化、情感和价值观的功能，它具有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同时又具有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侗族大歌更多的反映侗族人民对自然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对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的追求。它通过对自然美的模拟、特写、再现和重塑来表达情趣、追求、理想和视界等人文美，这种以美凸显美的形式，是美的最好表达方式。侗族大歌是理想的化身、是灵活的载体、是道德的导师。
3 侗族大歌之美在于符号之和谐美
侗族大歌精神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和谐，本质是真善美。龙初凡指出：“和谐美”就是大歌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大歌的精髓。大歌展示了侗族自古就遵循的天人合一、共生互动的生存理念，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侗族生活生产中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大歌演绎了侗族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都源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与自我内心的和谐互动。”梁梅也阐释了大歌不仅是一种原生态符号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它是音乐、语言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体，也是侗族经济、政治、历史、生态、风俗理念、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载体，是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符号。正如普虹所说：“歌队是侗歌的基石，歌师是功臣。”这些因子和谐组合在一起，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性。那么，是什么让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邓 钧、邓光华归纳了大歌能够千年不衰的传承下来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使大歌能够减弱外来文化对大歌的影响、干扰和冲击；另一方面，具有稳定文化价值观的歌师通过价值渗透将价值观传授给每个侗族成员。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价值观成了稳定的文化传承渠道。
一言以蔽之，这种自然生境美与人文美的耦合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换言之，生境美是侗族大歌传承的物质基础，人文美是侗族大歌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侗族大歌之和谐美是生境美和人文美的完美组合，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4 结语
侗族大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符号体系。它既存在于侗族真实、客观的生态环境中，又寄托了侗族人民虚拟的、主观的心理追求和美好愿望。侗族大歌将生境美与人文美完美地耦合在一起，这种和谐美为侗族大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侗族大歌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哲学的本比喻，是道德的载体，是智慧的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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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黑洁锋（1989-），女，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现为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苗侗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
作者单位
1.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省贵阳市 550018
2.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 贵州省贵阳市 550018
3.贵州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 55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