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主人姚远利，刚刚在不久前为自己的励志堂添置了新匾与对联。“古匾横陈端庄厚重，榜书势如虹写尽千秋科举中华文脉；残额高悬典雅肃穆，擘窠形胜斗彰显百代贤良民族精神”，姚远利显然对这副对联非常满意，对联所体现的，正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然而，对于这样的民间博物馆，整个社会的价值认知又有多少呢?
记者：我知道您做了一个提案，由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女士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交，我想知道，您想提交什么?
姚远利：我提出，像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关应用匾额来统一标识。因为在建国之初，我们国家机关选择了挂牌，而没有选择匾额。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挂牌和挂匾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取向的问题。建国之初选择挂牌，体现的是跟封建文化的彻底决裂，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为此，我做出了国家机关匾额悬挂的效果图，也最终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在咨询一些文物专家，以及向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老先生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
记者：我觉得这是民间博物馆在用自己的文化思考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做事情。
姚远利：但是，我也要说，在我看来，国家对于民间博物馆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目前民间博物馆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这种不够重视所造成的。
记者：您是说，民间博物馆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吗?
姚远利：我认为，民间博物馆现在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政策支持，首先是历史遗留的思想上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国家的钱怎么能给你个人?民间博物馆就是一朵野花，你之所以办博物馆是你自己愿意办，那好，你愿意办，国家给你冠名权和门票免税等政策，算是支持了吧?剩下的，你的生与死是你个人的问题。
这样种方式，比较容易让一些相关部门撇清责任，因为国家没有花一分钱，你的博物馆死了，各方都没有责任，你办得好了，那又是一份政绩，有关部门也乐观其成。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是把民间博物馆完全置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当中。我认为，如果不突破公与私的瓶颈，民间博物馆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记者：您是说，不能把民间博物馆看作是个人的收藏行为吗?
姚远利：千万不要把民间博物馆看作单纯的个人的博物馆。
我们分析一下民间博物馆的成长阶段就会发现，当一个人前期投出了大量的资金、心血，并且组合成了一种文化体系，以博物馆的方式体现出来，它就不再是某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已经变成为一种文化成果。国有博物馆的建立，前期有国家大量的投资，民间博物馆前期没用国家出一分钱，但是，一旦博物馆落成，不论是民间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作为文化成果，对社会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与教育作用是同样的。既然如此，那么到了这个阶段，民间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记者：这其中会涉及到钱的问题，国家是否有钱来做投入。
姚远利：老说资金困难，是资金困难吗?我觉得关键还是不重视。比如北京，如果给50家民间博物馆资助，平均一家给200万元的话，那50家就需要1亿元。1亿多吗?比起一个临时的工程来说都不算什么。从根本上说，还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民间博物馆在政策上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从角色上说，国家应该是文物与传统文化的最大和最好的保护者。
记者：在您看来，国家应该怎样支持民间博物馆的发展。
姚远利：我觉得应该出台政策，政策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保生存；第二，促发展。
具体做法可以是国家设定一个门槛，进行界定，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民间博物馆，由政府出资支持。这样做的实质意义，就是等于国家花钱买民间的文化成果为社会服务。
比如说，国家与民间博物馆可以签订合同，每年给多少钱，在给钱之前要进行验收。现在有的人开博物馆是为了提升藏品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卖藏品，因此这里面要有界定，把这种商业目的的博物馆和公益性的博物馆进行区分。
记者：民间博物馆的类型很多，国家该支持谁，先支持大一点的博物馆吗?
姚远利：我想，国家支持的民间博物馆应该不是按照大小来确定的，而是考虑具备独特性、珍贵性，且有一个比较广的受众面，能产生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达到这个标准，国家就应支持。至于怎么支持，方法很多，我甚至考虑过按平方米标准来支持。
记者：您觉得国家对于民间博物馆支持到何种程度是适当的呢?
姚远利：最起码一点，那就是如果是租房的话，国家要出租金，让你做博物馆无后顾之忧，保证博物馆能活下来，甚至，民间博物馆确实足够好的话，国家还可以提供设施。购置藏品国家不用管，民间博物馆的所有权也不因为国家资金的支持而发生改变。
记者：目的就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姚远利：对啊。有人说，现在民间博物馆也乱，鱼龙混杂，这没关系，你只要有个标尺。比如我就20件东西，我想做一个家庭博物馆，那你是个人行为，对社会也有贡献，但是达不到相关标准，国家可以不支持。国家不是所有博物馆都支持，要用标准门槛来衡量。再比如，像樊建川，像陈丽华，他们的博物馆有一定独特性，与企业捆绑，这种情况，国家可以鼓励，不一定直接出资多少钱来支持，而那些打着博物馆的旗子搞经营，国家也不必资助。所以关键是你要有个标准，只要有了标准，该支持就支持，不该支持就不支持。
记者：您认为标准是一个关键?
姚远利：关于民间博物馆，我的意见有两条：第一，国家要管；第二，要出门槛、标准来扶持。你创立了一个标准，民间博物馆就会参照。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出台与支持政策平行的规范，这对很多人是一种吸引，对今后民办博物馆的发展才是有利的。在这里，国家掌握着主动权。比如说，国家与民间博物馆签了3年合同，每年提供200万元支持，可是到年底验收时一看，博物馆的东西卖了，那么合同终止。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标准出来，就会鼓励大家做好的民间博物馆，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做好了国家就会有投入。那么，您认为目前民间博物馆是个什么状况?
姚远利：就是一轮又一轮地轮回。先起来一轮，出现了很多博物馆，然后办不下去了，就死一批，然后又起来一轮，又死一批……只有国家出面，才可以避免如此大面积的轮回，也只有明确了国家支持民间博物馆的标准，提高了门槛，民间博物馆才会良性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办博物馆吗?想得到国家支持吗?那把博物馆办好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办博物馆的目的才会更纯正。
曾有台湾媒体的朋友采访我，他跟我说，台湾支持民间博物馆不
如西方一些欧美国家，但远远强于内地。在台湾，文化部门会支持民间博物馆，民间博物馆所在的相应地区，比如在桃源县，那么县里面也会给予支持，此外，台湾在传统文化传承，在国学的延续方面强于内地，企业与个人在捐赠方面的意识比内地强得多，它有很多因素对民间博物馆都有利。
记者：我想请您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分析下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姚远利：科举匾额博物馆是我凭兴趣爱好办起来的，这处院子是我买下来的，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如果出租的话，它给我带来的年收入是100万元。现在办成博物馆，我不仅不能赚钱，还要往里搭钱。搭钱也没事儿，但是要是撑不住了，就只好关门，就是这么个情况。
记者：目前您得到了哪些支持?
姚远利：2008年高碑店乡政府奖励了我30万元，他们认为，我的博物馆对提升高碑店文化品位，对高碑店文化起到促进作用。2009年高碑店乡政府给了我10万元，朝阳区政府给了我10万元。现在朝阳区政府正在讨论，不是说支持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像我这样的专题博物馆，在国有博物馆中都没有出现，这么好的博物馆，当生存出现困难，不能关啊，政府要给政策，是否可以定期给予资金支持。最起码一点，在人员开支，水电费上，不让博物馆有后顾之忧。如果真的通过讨论，博物馆能够成为朝阳区，或者北京市定点的博物馆，可能投入和支持的力度会更大。
记者：那我还想知道，像您这样的博物馆。对于国家文化的贡献在哪里?对于国有博物馆的拾遗补阙体现在什么地方?
姚远利：比如说，我提出了匾额学的概念，而且在2009年8月，我们举办了中国首届匾额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专题研讨会，建国以来没有任何部门召开过，在理论研究上是个空白。2010年4月，我们还要举行全国匾额文化学术研讨会。我认为，博物馆的功能不仅仅是介绍和研究而已，它应该像古代的书院一样，出思想，出理论。一个没有理论的博物馆，走不了多远。收藏的过程，就像是你提着篮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最后不是说我能捡到多少东西，而是说，你捡了一个篮子东西，择干净了，你能剩下多少。
记者：就匾额来说，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印象，但确实又没有多少人理解。
姚远利：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很多专家，他们在参观我的博物馆之前，往往张口就说，匾额不过是民俗文化……包括我们的藏家，藏了半天匾额，也认为自己是在收藏民俗文化。各地也有匾额博物馆，有藏2000多块的，数量很大，但是没有主线。他们谈到的最多就是挽救民俗文化……多好的博物馆啊!不进行理论研究，认为是民俗文化，定位都错了!我们做博物馆的，就是要在理论上提升，还这些历史文物以本来面目。
记者：我很感兴趣，您所说的匾额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姚远利：匾额不以材质重，而与政治含义，悬挂位置相关，这是任何艺术品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你说“大清门”“大明门”，这块匾值多少钱?其他藏品秘不示人，而匾额就是要高高悬挂，万众瞩目，传播得越远越好，是国家重器，家族重器，所以兵匪来了，一定要保护好这块匾。当“大明门”变成“大清门”，一个朝代改变了。什么叫“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当一块匾，一个牌坊树起来了，荣誉，地位、金钱，什么都来了，可是匾额倒了，牌坊倒了，所有的一切都像流水一样流走了。
从源流来说，匾额就是为了治理国家，体现以文治国出现的。古代匾额有两大体系，即官方和民间体系。像刘墉给纪晓岚一块匾，那是民间行为，而桥边立一个牌坊，那就是国家行为。匾额一个功能是标识名称，另一个功能是宣扬教化，这是两大主类。所谓标识名称，第一层意思告诉这是哪里，第二层意思是在标识地位，标识等级、皇权，国门，标识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像牌坊就是体现教化作用，一个状元及第牌坊，一个大学士牌坊，立在风雨中，几百年，就是树立楷模，就是教化，这种教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作为科举匾额博物馆，我们有600多方匾额，以和科举相关为主，看起来像是私人题赠，实际上也是宣扬教化。古代有旌表制度，匾额是旌表制度的主项，是代表国家对取得功名的人进行褒扬。
同样是匾，没有理论研究挖掘，即使很珍贵，也让人觉不出珍贵来，最多不过是觉得字写得不错而已。一块块匾额，像一个个珠子，用民俗来穿，就等于是用麻绳来穿，而用科举来穿，就等于有了一条金线。科举匾额是成体系的，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层次分明，而且切入中国历史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体现了博物馆的价值所在。
记者：您认为国家还需要对民间博物馆进一步了解吗?
姚远利：我还是那个观点，既然民间博物馆已经是文化现象了，形成了文化成果，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那么，当形成文化成果后，国家和政府就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就要在保生存的基础上，进一步帮助和促进民间博物馆的发展，达到繁荣中国文化的目的。
责编 晓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