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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产品的各个生产工序及其附加值情况。
在产品价值链中，产品的生产业务工序共分为：试制品的开发，零部件的生产，模块零部件生产、组装、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几个部分。就产品附加值而言，在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中，企业所获得的产品附加值也不尽相同，在“微笑曲线”的两端，试制品开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的附加值最高，而处于中间位置的生产制造附加值明显较低，长期从事这一生产阶段的企业必将面临收益低、生存压力大的桎梏。在竞争力以及附加值方面，处于价值链两端的企业比中间的企业占有更加有利的地位，见图2。
微笑曲线理论的形成，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已取得耀人的成绩，形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将近200多种产品的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内部因素来看，已由高速经济增长向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迈进。但仍不能忽视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处于“微笑曲线”中间位置的现实，以从事加工、组装为主的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路途上存在较大的劣势。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受国外知名企业的夹击，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和产能扩张，过度依赖物质资源和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投入，过度依赖外贸出口和国际市场的粗放型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利润空间小，产品耗能大，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尴尬处境极大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为此，必须要实现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发展，实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由主要依靠传统行业带动向依靠传统行业提升与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共同带动转变；实现由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带动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带动转变，真正把产业建立在“两化融合”之基础上，改善质量和效益，充分利用和开发人类资源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走内涵式和集约式发展道路，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提质“中国制造”。
21世纪，走精益化、个性化、差异化制造范式，制造业由“产品导向”向“顾客导向”转变，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建立在泰罗科学管理原则基础之上的、以增加物质财富为最终目的的大批量生产方式，正在被“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为代表的适应性强、个性化的柔性生产方式所取代。这就要求高技能人才适应现有产业的结构调整，贴近消费者和消费市场。工作范围的拓宽迫使从业者需要具备灵活的洞察力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工作技能，并能及时了解和响应客户需求；在生产性制造业向服务性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制造业不再是单一产品的简单加工，而是贯穿研发、设计、供应、销售和售后的全过程，企业及其员工都要时刻按照市场以及用户的变化和需求工作；产业的集群化特征明显，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更加注重技能型人才在各个环节的协同合作能力。
未来的社会将是生态和谐、绿色低碳的社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能源消耗巨大，污染问题突出，难以使我国制造业持续发展。如何提高能源效率，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打破制造业的传统内涵和外延，实现我国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也考验着未来的高技能从业人员的绿色生态观。此外，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产品制造环节，产品上下游厂商之间的配套不紧密，使得企業生产成本增加，不利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中小企业往往更多地面临着品牌缺失的问题。中国制造要实现转型，必须实现由单一代理产品的生产到品牌的塑造，打造真正属于中国的优质品牌。根据“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原则，对产品最有发言权的是消费者。行业、企业作为产品的消费者，对员工的从业技能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员工除了具备相应的工作硬技能之外，还应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职业意识以及职业精神等软技能。职业教育在培育高技能人才时不应仅仅关注于知识、技能的提高，更要强调对人才软实力的培育，培养其社会情绪能力，以及加强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培养与塑造，让过去无形的职业道德教育依附于有形的工匠形象和职业行为之上[5]。高技能人才应“先做人，再做事”，认同职业规范、养成职业习惯，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值，增加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现代社会多元复杂性的内在价值需求，促进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由“仿”到“创”，高技能人才的创新意识提升
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征之三即由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根据先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经验，美国在创新型转型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日本则紧随其后。二战后，美国大力推行贸易政策保护本地企业，使得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量日益上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生产资料等重工业比重日渐提升，为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高新技术在出口贸易方面不断增加的同时，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的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左右，美国顺利完成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并借此扭转传统行业衰退趋势。美国及时抓住产业转型之先机，率先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使总体产业结构趋于先进、合理，创新驱动特征尤为明显[6]。20世纪80年代，日本初步由重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但在90年代初期，日本未能注重国内技术的创新，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在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中被其他经济体替代。但日本依靠“追赶效应”的后发优势，在借鉴、模仿、消化吸纳之后注重自主创新，完成制造业的成功转型，“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矣”也不失为一种成功之道。
“仿造”和“創造”，只一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去甚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仿造意为“模仿一定式样制造，突出以某种事物或参照物进行制造”。如法炮制，依样加工而已；创造则指“发明，突出做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从“仿造”到“创造”，是一个质的飞跃。完成此次飞跃，需要经历提升创造力的过程，并将制造力逐步内化为创造力[7]。“模仿-吸收-创新”历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并赶超的最便捷模式[8]。在技术创造中，模仿的第一个层次是“学”，照着别人的产品或技术的原样做，没有自己的思想，也称之为“复制性模仿”“克隆”等。
根据企业成长理论，企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完全复制阶段、模仿式创新阶段以及自主创新阶段，见图3。在完全复制阶段，企业及其员工几乎不曾开展创新活动，更多的是对现有领先的产品进行复制，在复制过程中逐步转化为企业自身的知识，其竞争往往集中于中低端市场，把成本优势作为其竞争优势；在模仿创新阶段，企业利用低成本、低价格，在单一产品的模仿上与对手竞争，企业注重发展吸收能力，寻找并建立新的竞争能力和优势；而自主创新阶段，企业则更加注重员工在具备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利用生产能力、智力能力将外部的信息与知识吸收并转化为自身的组织学识，最终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抢占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领先优势和未来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欧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力度。我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虽已取得不错的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研发力量、技术层次、产业化应用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中国科技部2014年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我国三资企业出口总额占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82.4%，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到56.3%，近年来，私营企业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发展迅猛，占到20%，而国有企业仅占出口额的6.1%。我国现在的高科技产业出口总量虽大幅增长，但是出口的产品中自主知识产权少、贴牌生产和模仿改进生产仍然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形式。仍有不少企业坚守“做产品”的理念，对设计、服务、品牌等重视不足，习惯了“模仿创新”甚至是秉行“拿来主义”观念，沉迷于模仿，缺乏技术底蕴这势必将制约创新的步伐。
我国制造业现逐步由“组装者”向“整合者”和“创新者”转变，但目前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依然是其升级的重要瓶颈。中国制造升级为制造强国，重拾“世界工厂”的辉煌，必须走创新转型之路。在模仿经济体制下，从业者始终处于模仿-拿来主义的环境下，依样画样，没有融入自己的思想，制造的产品存在“有形无神”的弊端。长此以往，将扼杀员工的创新精神。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迎接新一轮竞争制高点，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企业应从核心技术方面为变革做好准备，加快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攻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加大集成创新、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能力、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推动重大技术突破。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企业内部资源上，随着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等概念的提出，无形资源以及有形资源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泾渭分明。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源相比，起着替代和加强的作用，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其他资源的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率。新产品的研发，要靠研发人员进行研究开发，但要将设计的图纸转化为新产品，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新产品，则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智慧。对于企业而言，在由“仿”到“创”的发展过程中，一线从业者不仅仅具有识字、看懂图纸和操作规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以及较高的创新设计能力，能够立足于岗位对产品和生产工艺进行创新，如技术改造、工艺革新、流程改革等。技能人才作为企业产品研发的生产制造者，是企业产品竞争优势得以实现的最重要实施者，其较高的创造能力在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国际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实力较量，究其原因是人才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线从业者整体能力和素质的竞争。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变化，对高技能人才的技能、知识、素质等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知能高、素质高、创新强”成为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主要特征，技能人才要由简单的操作工转变为现代企业生产线上的骨干、技术革新上的中坚力量、疑难攻关的巧匠、产品质量的保障者。国家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培育在教育，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地，正确认识高技能人才内涵的变迁，以劳动力市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为导向，培育适合现代制造业的高技能人才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