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书林(1974-),男,山东冠县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济南 250021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体制外领导、一元化领导、民主化领导三种领导类型。党成立至建国前党的领导属体制外领导，主要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上；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领导属一元化领导，主要体现在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直接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强力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毛泽东思想神化和教条化；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党的领导属民主化领导，主要表现在推进五大体系即宏观型经济领导体系、开放型思想领导体系、法治型政治领导体系、参与型组织领导体系、民生型社会领导体系的建设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领导类型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0806
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领导历经了体制外领导、一元化领导、民主化领导三种类型，并在其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逐步走向科学化的历程。党的领导通常是党通过制定和贯彻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的意志体现在对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的主导控制中去的过程，体现在对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主导控制中去的过程。从类型划分上对党的领导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探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以史为鉴，深入总结党的领导的历史经验，把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体制外领导：党成立至1949年建国前党的领导
从党成立至1949年建国前，我们党的角色定位属于革命党，政治地位属于体制外政党，党的领导则是典型的体制外领导。
身兼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力求担当起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过，由于党一成立就是一个体制外政党，不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所接纳，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有所作为，仅作为体制外政党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体制内政党。但是，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强大体制内力量主导政治运作、没有给其他政治力量的生存发展留下任何政治空间的态势下，我们党作为体制外政党要进入体制内、成为体制内政党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只能靠亲自动手进行革命夺权。因此，领导革命战争成为党作为体制外的革命党存续期间的中心工作，成为党的领导的基本内容。同时，为了领导好革命事业，有效争取人民群众、科学进行阶级分析、团结建立统一战线等，也是助力体制外政党实现领导目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一）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历史跨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的中心任务，也是最能反映和体现党的领导意图、意志的基本面。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具体展示在四个方面。
第一，领导确立革命的工具。革命任务、内容的实现，要借助合适的工具；不同性质、程度的革命，所采取的工具是有区别的。就党领导下的革命而言，最初我们选择的工具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借助民众运动去实现革命目的，实际上主要靠“嘴皮子”、“笔杆子”进行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使我们警醒，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确立了党领导革命的最有效工具——枪杆子。由“笔杆子”到“枪杆子”，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以足够清醒的认识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借助枪杆子，党卓有成效地领导并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顺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也完成了由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华丽转身。
第二，领导确立革命的道路。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革命道路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起因是由于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引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不是一定要照搬俄国搞“城市中心论”的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强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逐渐把党的工作中心和重心转移到农村，着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总结形成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系统理论。
第三，领导制定革命的纲领。要领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确立明确的纲领，明晰自己的奋斗目标。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1）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第四，领导确立革命的总路线。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最初在1939年12月就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P647)后来，他又在其中加入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P1316131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明确了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等内容，成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指针。
（二）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农村的广大贫苦群众就成为党生存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因此，在党作为体制外政党存续的战争年代，尽力争取群众支持，解决好人心向背问题，无疑成为关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关乎党的安身立命的关键变量。所以，战争年代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基本面是对群众进行领导和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如何密切党群关系的问题。党在对群众工作的领导方面较为突出的成果是探讨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作风和群众路线。
第一，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我们党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态度。党作为体制外政党存在的时期，主要总结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等六大基本的群众观点。
第二，关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条着眼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工作路线，其内涵是在群众工作中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P899)可见，群众路线不单是党的工作路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第三，关于群众作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总结形成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从而正式提出了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党在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中，能够自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一起，听取群众心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群众自然就会拥护党、维护党、保护党、爱护党，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会在群众支持参与下无往而不胜。
（三）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体制外革命党要实现夺取政权的胜利，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必须尽可能把拥护自己的力量做得大大的、把反对自己的力量做得小小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以孤立反对自己的敌人。这实际上涉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也成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要领导好统一战线首先要对党应该“联合争取什么人，孤立反对什么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前提是必须进行客观的阶级分析。1925年12月，毛泽东借助阶级分析方法，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以及党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了分析：“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P9)这就实际上确立了党建立发展统一战线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
党在长期中国革命过程中致力于领导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先后领导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实质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因此，在各统一战线建立和存续期间，我们党始终强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具有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具有最先进思想的指导，最有远见卓识。同时，党又清醒地意识到领导权必须努力争取，党要争取领导权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2](P1273)
二、一元化领导：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领导
1949年建国后我们党成为名副其实的体制内执政党、领导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成为党的领导的中心任务。但由于缺乏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科学规划、实践经验，对领导规律的研究很不到位，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突出强调党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惯性影响，党在领导国家、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寡头统治”倾向，最终形成了党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1958年6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五个小组，直接领导国家五个大口的工作。在决定成立这五个小组的通知中，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职权划分的文字：“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5](P268269)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6](P305)这样就建立起了党直接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工作，直接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直接插手社会事务管理，带有浓厚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色彩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建国后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长达29年时间内，党的一元化领导一直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的主流模式，这种一元化领导扩展到党的领导的各个领域。
（一）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马克思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7](P754)。这说明，在马克思的眼中，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方面的最大优势应该是强调计划性。以此为依据，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以自身的绝对权威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推行生产上的计划性，在经济体制上高度推崇计划经济，从1953年起主导、亲自主持制定了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五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一五”计划（1953－1957）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借鉴苏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成功经验模式，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二五”计划（1958－1962）的最初蓝本是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的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三五”计划（1966－1970）制定中内容比较详尽的计划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国家计委会提出的经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另一个是1965年9月国家计委拟定的并经中央讨论基本同意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四五”计划（1971－1975）于1970年开始进行编制，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印发，1971年3月中央在批转1971年计划时也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部分指标作为附件下发。“五五”计划（1976－1980）最初的来源是1975年中央制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对“五五”计划的安排部署。
（二）直接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以国家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方针，指明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但是，八大后由于对其规模速度问题不能很好地把握到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政治运作规律认识不清醒，结果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党依据高度集中的领导权威，不适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所谓的“三面红旗”，从而酿成了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严重失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正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在总路线提出后不久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违背农业和工业生产规律、违背科学生产规律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和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对我国经济建设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人民公社严重抹杀了个人利益，妨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以至于后来成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
（三）强力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虽然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明确了执政后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这样的正确定位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下去。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将主要矛盾错误地定位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从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来对待，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将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绝对化，并由此支撑确立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文革”发动延续的理论基础。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76年“文革”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由于对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不恰当地强调、抬高和扩大，严重干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中心工作，使党完全沉浸在一个阶级斗争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党思维惯性之中。
（四）把毛泽东思想神化和教条化。鉴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巨大功效和超强影响力，1949年建国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时间内，党在思想领导上最为突出的工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运用，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凭借党的绝对权力、组织化途径进行的高强度、大频度、超烈度的“灌输”。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过程中发挥的无人比拟的绝对权威，由于毛泽东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树立的崇高威望，毛泽东个人被宣传成了神、成了天才，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神化、个人化、教条化，一些人士把毛泽东思想宣扬成空前绝后、无法超越的伟大思想，是天才的毛泽东个人智慧的结晶，是可以“活学活用”行动指针。于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迭起的全党、全国、全体人民、全社会性的学习毛主席语录浪潮，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成为许多人随身携带的“圣经”。这一方面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迅速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急剧加速了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倾向，将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抛在一边。
三、民主化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党的领导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随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着手实行党政分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对外开放上致力于构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把这样全新的事业推向前进，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失误，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求着力改革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那么，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变革上，我们党紧跟世界民主化新浪潮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提升基础上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契合大力发展国家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的总趋势，逐步建构起了民主化领导的新模式、新体制。所谓民主化领导体制，总的说来就是党在实施领导活动时，要按照党内民主、党政民主、党法民主、党群民主、党际民主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党的民主化领导广泛展示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的各个领域和侧面，其中主要表现在推进宏观型经济领导体系、开放型思想领导体系、法治型政治领导体系、参与型组织领导体系、民生型社会领导体系这五大体系的建设上。
（一）宏观型经济领导体系。这一时期党的民主化领导，党实施的经济领导上的表现主要在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对市场经济的宏观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党的领导与经济自主运行的关系入手，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党的宏观领导并不是矛盾的，因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这就提出了市场经济发展中党的宏观领导、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都进一步重申、强调、强化了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突出了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领导。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宏观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党在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期“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的领导中有两个重大变革。一是党以提出“建议”的形式进行间接领导，而不是发号施令式的直接领导。顺应民主化领导的趋势，党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领导中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员”向“裁判员”相对超脱的角色转换，党的领导意图主要是通过向全国人大提出计划建议，然后通过人大法定程序变成正式的国家计划的形式来实现的。二是党实现了由领导“计划”到领导“规划”的转型。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建议制定“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将“计划”改为“规划”，并作为更为规范的提法延续到“十二五”以及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规划”取代“计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策略，是与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果，符合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
（二）开放型思想领导体系。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的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形式实现的。这个领导过程体现出来的民主性特征，主要是党在指导思想建设上不搞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大胆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创造性地总结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这种进程并不是就止于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性、包容性特征，它在理论和逻辑上可以把今后党在指导思想创新上的重大成果囊括进来。可见，党的思想领导体系是开放性的，而党的思想领导体系越是具有开放性，越能从一个侧面印证党在思想领导上的民主化。
（三）法治型政治领导体系。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党在政治上的民主化领导的基本表现形态是在突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基础上突出强调制度功效和法治模式，矛头直指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党的一元化的高度集中领导体制。将制度理念凸显在党的政治领导中是邓小平的创举。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8](P333)从此，我们党开始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进程，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法治型领导新要求，党的领导步入法制化轨道，而法治型党的领导本质上就是民主化领导。在法治型领导模式下，党自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治党，党的政策建议、立法建议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法规和制度规范，党自觉按照法定的职能权限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和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支持工青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法治型政治领导的民主化色彩日益浓厚。
（四）参与型组织领导体系。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注重民众参与是民主的特征和表现形态。党的民主化领导应该是一个注重广泛参与型的领导，尤其体现在党的组织领导上。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组织领导的实现突出各方参与。目前，党的组织领导主要通过发挥党组的核心作用、发挥领导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党的任务。所以，从组织领导的实现途径看，其强调各方力量的参与性的特征非常明显。第二，党的组织领导的核心是党管干部，而党管干部与群众民主参与干部选拔任用过程是统一的。在干部人事问题日益引起民众关注，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化要求越来越成为常态的情况下，选用干部充分走群众路线，建立健全党员、群众参与其中的干部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逐步提高选人用人的群众公信度，显然已经成为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人用人的重要机制。在党的组织领导中，党管干部是对干部自上而下的认证，群众参与则是对干部自下而上的判定，这两个方面应该内在统一于选人用人的全过程。
（五）民生型社会领导体系。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领导社会几乎不成问题。因为在那种领导体制下，整个社会都以单位制的形式被整合纳入党的政治领导体系、国家政权体系中，没有单独的党领导社会之说，党对社会的领导通常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走向市场并最终融入社会，由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公民社会开始成长起来，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就将党领导社会的问题推到了前台。社会民众数量的庞杂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矛盾协调的复杂化呼唤党在领导社会中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最根本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建立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民本决策机制，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进行社会领导的过程中，党要切实掌控真实的民生情况，就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保证对民生问题的解决真正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为群众所盼，把吃透、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真正变成密切党群关系的民心工程，从而使党对社会的民主化领导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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