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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是诗，历史是诗，历史不是具体的生活，它已经过去了。
我写的是史诗。骨子里是做研究，表现形态是在传播。但凡你知道的说法和比较在我这里都不适用，它就是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东西，所有的标签都贴不成，我要做的事就是让你贴不成标签。我也许就是精神病，梵高就是精神病，他把耳朵都割下来了，我还没割下来呢。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打的”去吧，我就是要超越自己。 ——易中天
“我写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华史诗”
2013年，文化界的大事记上一定会记录这件事：《易中天中华史》陆续出版发行，这还只是开始，易中天准备用六到八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系列巨著，“这是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我没写过，别人也没有写过”。
史后还加了诗，一定有人瞪圆眼睛说，“这老头子的牛 B吹大了吧”。
大不大，留待时间作证，至少，这牛 B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了的。
缘起，还在 2010年，李玉希望请韩寒为她的新片《观音山》的主题曲作词，于是带着主演范冰冰一行，来到上海，与路金波、韩寒等人见面，席间，却谈到了历史剧的问题，“历史剧很火，可是大家戏说有余，真相却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缺一套不那么晦涩，且老少咸宜的历史百科全书，可是谁来写呢？一众人都想到了易中天。
出版社辗转联系到了易中天，他痛快答应。易中天对记者说：“我是工作狂，不做事活不下去。读福尔摩斯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案子破他是活不下去的，案子容易，他也没兴趣。这一点看，我就是福尔摩斯，我和他惟一的区别就是他没有女人，我有女人。我已经功成名就，除了智力上的挑战，什么都不缺。你看了书就知道写这本书真是非我莫属，同时也在刷新自己。”
“我老吗？”面对不少人对他 66岁“高龄”写如此大部头的担心，他会不服气地反问。
其实，这份不断刷新自己的劲头，让他更像一名新青年。
“你真的知道文化与文明吗？”
他的书中有两个重要的名词——文化与文明，每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怎么理解？他说“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教科书式的定义之后，他给记者讲了这样的段子：“有人做了一个实验，找四组实验对象，每组都是两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把他们分别放到一个孤岛上，放三天，看发生什么事儿。第一个孤岛放的是英国人，他们上岸的时候坐哪儿，三天后还坐在哪儿。科学家就问这三天你们都没发生什么？英国人抱怨说，你临走的时候忘了给我们做介绍。英国人的规矩是不经第三者介绍陌生人不说话。第二个孤岛上放的是西班牙人，三天后科学家发现女人在跳舞，两个男人不见了，科学家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两个男人为了争夺女人而决斗，然后死掉了。第三个岛放的是法国人，看到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剪刀在做园艺，并吹着口哨，科学家问发生什么事，法国人说你们一走，我们就约定轮流做她的情人，今天轮到那个小伙子，他们在树林里做爱呢。第四个孤岛放的是俄国人，看到两个男人在喝酒打牌，女的不见了，科学家问他们怎么回事，男人大着舌头说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啊。”
英国人需要介绍才能说话，西班牙人动不动就拔刀子，法国人轮流做情人，俄国人则是男人不干活女人干活，这就叫文化。也可以看作生活样式，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文化，比方说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文化，比方说中华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
而文明的背后是有核心价值的，易中天讲：“就像西方的独立、自由、平等，伊斯兰的至仁、至慈，中国的家国一体、忠孝仁义，这就是文明和文化的不同。是人就有文化，原始民族也有文化，但没有文明，文明一定要到国家阶段，如果它有一个恒定的核心价值观，找到核心价值的实现方式，这个文明就是可延续的，如果核心价值观和实现方式非常好，就是世界性的文明圈。”
现在有三个世界文明圈，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是世界性最强的，而且正当时，还没有衰落，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严格来说是曾经的世界性文明。说到同化的问题，易中天又讲道：“不存在谁吃掉谁，而是各种文明一起建设一个第四代文明，也就是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你的生活方式还是你的，但是核心价值观趋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责任担当，但是要一起找到人类的共同价值。”
没错，厘清线索，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是易中天的题中之义。
“找不自在，就自在了”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个词”，易中天说，自己就是要区别于所有其他的史书，“传统的史是不设问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尽量如实的记录下来，没有问题意识，它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易中天中华史》最大的特点就是问题意识特别强。并且有总的逻辑关系和总问题，就是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人类好奇心的三大问题，一卷卷的问下去，问到第三十六卷”。
“何苦为难自己，有意思吗？网上甚至有人说你精神病了？”面对记者的问题，易中天说：“我就是犯贱呗，人都在找不自在，找不自在，就自在了。”
这套书的出品人李蕾对记者讲，“开会常有，吵架常有，拍桌子常有，翻脸常有。因为难在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事情，最开始，连文字，类型的气质也要讨论，易老师没有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选择容易的写法，而是以符合书的气质的合适的方法在写”。
易中天则说：“光是序言就写了 7种版本，每一种版本至少 5稿，7种版本，至少写了 35稿。”还有书中的各种标题，每一次都开会讨论，争吵，以求精益求精。
他有自己的顾问团队，还有万册以上的藏书，另一位出品人路金波说：“有一次去给易老师送饭，他在书库，我叫他，他叫我，得转半天，才能从巨大私人图书馆找出来。他主要都在读书和研究。”
“你的书有那么多，还需要外援吗？”记者问道。易中天说，“自己的肯定不够，上海图书馆会支援我，为了保证质量，一般每天只写 1000字，如果感觉不对，或者顾问团在审稿时有意见，也会推倒重来”。
李蕾说：“ 易老师很可爱，是个又勇敢又天真的人，他在 66岁这年纪能做这样一件事，风险很大，不勇敢不会有这样的决心，不天真不会有这样的热情，他对自己很挑剔，不挑剔做不出好活儿，所以我很佩服他。”
“说《百家讲坛》，还不如说说我外孙女”
“有人觉得《百家讲坛》之后，你甚是沉寂了一段时间，有种喧嚣与孤独的反差？”面对记者的问题，他不想过多评论那段时间，也不想比较讲坛出来的明星们，易中天说：“孤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一种享受，达不到一定的境界，都没资格享受孤独，没资格享受孤独的人，就只能享受喧嚣。对于我来说，孤独和喧嚣就是把书从这一页翻到那一页的关系，这叫做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但是移情比移山还难。 ”
李蕾则讲：“易老师在《百家讲坛》火了之后，对他来说是有压力的，他越发的谨慎小心，重新看了很多书，毕竟他的专业不是历史，这些年所谓的沉寂，是他不怎么上大众媒体了，他的思考没有停，他的写作也没有停，我不觉得他这几年沉寂，他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永远站在聚光灯下多可怕啊。”
绕开《百家讲坛》，易中天也给记者讲了他生活中的事情：“我做饭很好吃的，我烧的鱼，路金波能吃两条！”
李蕾表示同意：“他进厨房是不允许别人进的，你去帮忙他还觉得你添乱，我们去谈工作，顺便蹭饭，只需要边吃边赞美就行，赤裸裸地拍马屁可不行。他还养了小狗，一次一位老朋友开玩笑，说‘你的狗和你真是一样啊，又好色又好斗’他听完哈哈大笑。他也有点人来疯，经常给大家讲笑话，我们越乐，掌声越热烈，他就讲得越多，很有娱乐精神，从不端着。 ”
不过易中天跟记者提及的却是自己外孙女的故事，“她嫌我电子产品用得不熟练，常对我说‘爷爷，我看你真的是个笨蛋啊’ ”。他把笨蛋二字加重说出，然后哈哈大笑，“不过她又说‘虽然你是个笨蛋，我依然最爱你’”，童心未泯的那一面尽显。
李蕾说：“人非常单纯才有可能在一个领域走得深入，他没有杂念，很简单，跟他合作，我们都学了很多。”
“我没有优越感，只有自信心”
说完外孙女，他也提到了现时代的青年。“要吃尽人间千般苦，才能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先得下地狱。我的忠告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学会妥协。”
易中天的建议是“可以利己不要损人”。他不赞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通过利人来利己，这就是现在的商业文明，他说：“聪明的就是通过利人而利己，笨点儿的就是利己不损人，最笨的就是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叫卑鄙，损人不利己叫愚蠢，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愚蠢。”
他说自己不喜欢清官，“人清廉以后就有道德优越感，道德优越感是非常糟糕的，可能因此而敢胡作非为。历史上有个清官叫于成龙，当时黄河发洪水，只有分流，淹没一些地方，来救更多的人。他是清官，说自己是一方父母要保一方子民，先杀了他再决口，大家不敢动手，结果造成严重的灾难，我指的是这一点”。
说到教育，他这么讲道 ：“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不让妥协，认为妥协是可耻的，不道德的。要搞清楚，妥协的前提是独立、自由、平等，没有这个条件不叫妥协，叫屈从，这是两回事，而好多读者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妥协是讨价还价，妥协的结果一定是对方也要妥协。我守住底线，然后一步一步往前，尽量往上提，美国宪法就是这么诞生的。”
他不想将自己的这些话当作给青年们的启蒙，易中天说：“我没有任何优越感，只有自信心，这是两个概念，我不喜欢启蒙这样的词，难道人家都是傻 B就你聪明？我写的东西别人都没写过，这是自信。”
BQ =《北京青年》周刊Y=易中天
BQ：我们通常所说“上下五千年”，您却讲中华文明是三千七百年，区分何在？
Y：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BQ：用国家和城市的建立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它的“秘密”是什么？
Y：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是一样的，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他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体制和道路，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选择和探索。
BQ：中华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
Y：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皇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路。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并有了我们的“家国体制”。
BQ：我们常被定义为“缺乏信仰”，您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何这么讲？
Y：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再好的信念都有现实性，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有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所谓“信仰”，总是面临危机，就在于此。
BQ：宗教信仰没有这个麻烦，您想鼓励大家建立信仰，还是觉得它可有可无？
Y：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是你的事，到了天堂，什么光景也没有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它的积极作用是能提升人的境界，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BQ：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Y：请客吃饭有酒总是好，实在没有，饭也得吃。碰上个不喝酒的，酒就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它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原教旨主义者，就是酒精中毒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BQ：您也说，信仰是人的本能，不矛盾吗？
Y：不矛盾。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目前世界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只是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根本上说，人类总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共同信仰，我还不敢说，也不是当务之急。
BQ：您认为的当务之急是您写作《易中天中华史》想要完成的任务吗？
Y：就是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才能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BQ：您对读完您的书的读者有什么期待呢？
Y：喜欢。我相信他们读完了以后一定会说，易老师，我更爱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