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标:拔地而起的是金钱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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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标:拔地而起的是金钱还是文化?

2022-10-29 12:40:06 来源:网友投稿

最近,关于十万元为广州地标建筑之——新电视塔征名的活动拉下帷幕,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海心塔”胜出。这个征名活动名为征名,实为

场城市地标的文化大讨论。

紧接着,关于632米的中国最高——上海中心的讨论言犹在耳,又传出陕西要在它的东大门建39米高的巨型“秦”字雕塑:总高437.5米的中国第二高楼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广州西塔和610米的世界第一高电视观光塔一广州海心塔刚刚耸立起来,广州第高楼一一广州东塔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兴建。各地兴建标志性建筑的浪潮可谓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关于地标的讨论也不曾停止过。“佛罗伦萨国际双年展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当代著名行为艺术家舒勇说,城市不仅需要地标,还需要多个地标,这样才能把城市的不同面展示出来。而在广州东塔开工前夜,投资方周大福集团副董事长、新世界中国地产主席郑家纯博士则说:“城市太多地标就会奄没地标。”此外,地标背后的文化内涵、经济内涵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城市,请亮出你的名片

地标,常代指某地理位置上的显著标识,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个城市的名片。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或者能够充分体现该城市(地区)风貌及发展建设的区域”。

座地标性建筑可以叫响一个地区,比如提起天安门,大家自然会想起首都北京;提起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明珠,立即会想到上海。“地标就是一张名片,展示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建筑系主任孙一民教授认为,一个城市是否具有足够的知名度,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因素外,标志性建筑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它因城市的发展而闪光,城市因它的存在而扬名。

在孙一民看来,除了展示城市精神,地标对一座城市的经济,特别是带动旅游业,也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地標能够给一座城市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很难被量化,但从地标参观人数众多这点来看,其魅力可见一斑-西安兵马俑博物馆迄今已经接待游客超六千万人次:每年“十”黄金周期间,到天安门广场参观的中外游客达近千万人次,每天有十万人选择登上天安门城楼;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约360万

在由32家报网主流媒体联合举办的“中国60大地标评选”中,各个区域的地标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广东地区地标前十名清一色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果的反映,分别是大亚湾核电站(471846票)、广交会(349390票)、罗湖口岸(315335票)、广州电视塔(129997票)、白天鹅宾馆(90318票)、广州新白云机场(69364票)、蛇口工业区(57570票)、虎门大桥(47235票)、深圳国贸大厦(36284票)、广九铁路(17028票)。

上海和北京新老地标结合趋势明显。上海地标前两名分别是,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北京的前三名分别是·天安门、鸟巢、中央电视塔。

而在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地区,人们仍然倾向于把文化历史古迹作为当地的地标。譬如河南红旗渠(619401票)、秦始皇兵马俑纪念馆(566092票)、重庆解放碑(492248票)。

在舒勇看来,南方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地标更像是经济实力的象征,经济内涵肯定会更丰富一些。市民对地标的认同往往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才刚成为夺目的焦点,转眼可能就黯然失色,被人们的“新宠”所取代。内地则恰恰相反,人们对地标选择总有一种‘怀旧情结’,文化的内涵要更多一些。此外,像上海、北京,本身具有丰富文化气息的城市,又是国际大都会,呈现出新老建筑的融合是必然的。“一个城市的地标往往不是唯一的,新老地标会依据这个城市的特质按比例出现。”

我们的城市在变,市民对地标的认同也可能随着时间的迁移发生改变。那么,城市地标是否会有一些公认的不变的标准呢?

也许建筑学家汉宝德说的话值得参考:“一座富于人性的公共建筑,要使来访的市民感到亲切,感到被热心接纳,它不能有丝毫高高在上的姿态,令来访者感到压抑,或使路过的市民产生被排拒感。”

城市地标的“高大全”误区

“中国的城市正在越长越高。”几年前,—位外国学者在媒体上这样感叹。

所言非虚,看看不断被刷新的世界超高建筑榜单,越来越多的大楼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国制造。世界最高电视塔、世界最大摩天轮、世界最长拱桥……光广州一座城市,就头顶数个“世界之最”的称号。

不独广州,各地的“第一高楼”也在不断剧新:

2008年9月,南京紫峰大厦封顶,以450米成“江苏第一高楼”;

2008年10月,投资80亿元的重庆“嘉陵帆影·国际经贸中心”动工,高度超过455米,将成“西部第一”:

2008年11月,上海中心大厦破土动工,将以632米的高度超过台北101大楼,成为新的“中国第一高楼”。

即便在一些二线城市,新式的摩天大楼也正在崛起,并被冠以某某地新地标之名。

2009年广州两会期间,有不少人大代表质疑我们有没有必要追求那么多世界第一?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教授认为,当前全国各地追求政绩、追求轰动效应的浮躁之风正盛。“若冲动胜过理智、科学让位权力,留给后人的是不符实际的‘面子工程’,不仅令人担心,甚至可说是后患无穷。”

中国东南大学教授顾孟朝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忘了整体、忘了主题、忘了主人、忘了时代”。他把造成“四忘”的原因归结为:城市领导好大喜功,纷纷要为自己建立“政绩工程”;开发商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建筑工程的“城市特色”,更谈不上对节能、环保等因素的考虑;建筑师们遑求个性的张扬,片面地追求标新立异,忽视了城市建筑与城市个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如今普遍存在的一种攀比心理在作祟,听说别的城市有什么,不顾一切要跟着上。

“‘大裤衩’(央视大楼)、‘小蛮腰’(广州电视塔)、‘凹凸曼’(天津海信广场),公众给超级建筑起的外号往往带有调侃的味道,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这些为追求政绩而建的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让他们产生距离感,他们在用一种戏谑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暨南大学心理学教授李爱梅表示。

有专家指出,兴建超高建筑不但让城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难以回报、危险系数高于普通建筑、不利于生态与环保等问题。

上海金茂大厦曾做过一个试验,请一群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往下跑,最快跑出大厦的一个队员花了35分钟。而消防专家指出,火借风势,30秒内就可以从第层到达第三十三层。这样算来,火灾时人们跑到楼外逃生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上海是中国内地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方,由于不堪高楼林立的重负,目前地面正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下沉,而摩天大楼最多的浦东新区以每年3厘米的速度下沉。按此沉降速度,三十多年后,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将会低于海平面,从“上海”变为“下海”。

我们在建设“高层城市”,在地球的另一端,经济发达的欧洲地区却在竭力把持着城市的高度红线。德国南部的经济重镇慕尼黑市曾举行投票表决阻止了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在市内建造148米和146米高的两座高樓。原冈非常简单,因为慕尼黑市民不愿意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破坏自己城市的传统风格,更不愿意自己舒适的城市生活受到任何干扰。有资料显示,西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潮已逐渐消退。世界著名的建筑商也基本进入了中国市场,想到中国一试身手。

用西方源代码写作现代城市

一位德国建筑师说过:“欧洲的建设已经完成,而在中国你可以自由地建设。”

现实印证了他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建筑师纷纷抢滩中国,一大批代表国家形象或具有地标性质的重大建筑设计项目几乎都被洋人所包揽。

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11月评出十个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北京就占到了三个

鸟巢、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和CCTV新址。这三个新地标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西方建筑师设计的高科技作品。

该如何看待这现象,舒勇认为,西方建筑水平确实是比中国高,借鉴和学习也无可厚非,但我们的地标性建筑不需要搞国际化,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不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只有中国的建筑师才有可能建出中国的地标。

“这些设计就像是穿着时装去上班的模特,华而不实。看不到区域特色,看不到现有的城市文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评论家彭培根2008年存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抨击道。在他看来,最近10年中,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了很多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和“妖魔鬼怪一般”的建筑物。

被戏称为“巨蛋”的国家大剧院,其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曾说

“当我把这个设计图拿出来时,自己都不可思议,但是保守的中国人却接受了它,他们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蛋’告诉世界,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

“中国已经沦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这不是危言耸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行业者向记者坦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比较浅,人们的视觉经不起冲击,看特别新奇就觉得是好东西。不少当权者也认为,建筑无论好坏,只要吸引眼球,就已经成功了。中国也有大量的“热钱”吸引外国设计师。先锋建筑师们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鲜有作品能真正“存活”,却在中国实现了理想,给更多的外国设计师以示范效应,追随者将会越来越多。

央视新大楼在设计图公布之初就受到国人的强烈质疑。一位北京政协委员直言批判道,“中央电视台新办公大楼的整体结构是极其怪诞的‘下跪’造型,且扭曲不正,与中央电视台理应作为公平公正的国家宣传机构应有的端庄周正的形象严重相悖。”也有不少老百姓觉得这样的造型倒也奇特有趣,给它起了“大裤衩”的外号。尽管外界质疑声不断,新大楼设计却意外地获得了相关专家评审团的一致好评并顺利通过。

当不少人还在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时,大楼的设计师库哈斯在其最新出版的本名为《Content》的著作里揭开“大裤衩”的谜团:“主楼是一个女性的臀部朝外趴着,副楼就是与之对应的男根。”外界一片哗然,央视新大楼竟是西方建筑师开的个“生殖崇拜”的“色情玩笑”?

“中国要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彭培根曾不止次公开呼吁道。他认为,中国城市要有生命力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师把中国文化吃透,再将她从现代文明的骨架再生出来表现存建筑设计上。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民族建翁师,一定会产生一批能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的新一代建筑大师。

不过,仍有不少学者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们给中国建筑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国家一级建筑师张在元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曾说,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一点都不奇怪,西方建筑师有着较为悠久的文化背景,是几代人在一种体系中熏陶,而且教育模式也决定着他们的交流平台远比中国建筑师畅通,尤其是其设计体制、建筑市场都比较规范,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技术,都让中外建筑师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建翁的繁荣和提高是有作用的。

还有学者指出,因为禁锢时间太久,中国建筑界与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巨大,国外建筑师尤其是大师级人物受作品进入中国,从设计思路、建筑观念及运作机制上产生的影响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那些引起广泛争议的建筑作品,正可以说明他们对传统思维的冲击有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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