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人批评德国的决策缺乏效率：“提出一个议案需要讨论一百多天，黄花菜都凉了。哪像我们中国决策就是高效率！”
与中国相对比，德国的决策简直是低效到了极点：由于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及绿党的崛起，哈瑙核加工厂经过五年的建设完工后，连一根燃料棒也没有生产过。当时的德国外长菲舍尔初次参政就是在黑森州任环境保护部长，这家工厂以及原有一个老核材料加工厂正好归他管辖。经过无穷无尽的争论、繁复的安全审查程序，原有的老加工厂最终停工。而这家新的加工厂尽管设计安全程度达到了抗地震、抗飞机坠毁的地步，但由于绿党的坚决反对，终于在经营者抗争、等待了两年之后被废弃了。当时黑森州的绿党认为，把哈瑙的核工业搞垮是该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
最让人觉得德国人冥顽不化的是，这个核加工厂竟然也不肯卖去国外，其原因是绿党认为，既然核能要不得，就不能把它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但是，在事关人命的事情上德国政府的决策并不含糊，也不低效。据悉，鉴于日本发生核泄漏事件，德国政府作出决定：将在三个月内关闭七座1980年以前投入运行的核电站，此举是检查核电站能否继续运行的安全性。
德国决策者知道，他们是为民众管理国家，因此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同时还要倾听不同的声音。这就好比市场上发生了鸡蛋被污染的事情，主人说：“从现在起不再吃鸡蛋了，因为我害怕。”德国管家（决策者）只好说：“好吧，现在就暂时不再给你买鸡蛋了，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购买。”
德国发明的“磁悬浮”列车经过十余年的试运营后，证明了其技术的可靠性，但无法证明商业上的可行性。尽管很多地方都希望上马这一工程，但至今都无法通过审批。当年上海磁悬浮列车建成后，德国的电视台纷纷播放这一消息。有的人叹气，有的人失望，但更多的人很理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德国没有太多的钱来上这么大的项目。”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决定投资20多亿欧元改建斯图加特火车站，该州州长为了扩大政绩，决定将投资额追加到40多亿欧元。这下惹恼了斯图加特的市民，民众纷纷上街游行表示反对，其原因是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自己的政绩贴金。在民众的反对之下，追加投资的计划只好搁浅。
由此看来，领导者在德国做决策不容易：只要议会不干、只要商业上不可行、只要老百姓不同意，任何一项工程要上马都没门。他们的反对也只是出于环保和防止浪费的原因，如果是贪污，那就不是反对的事情了，这个决策者得立马滚蛋并将受到司法的严厉制裁！
虽然德国决策看似低效，但德国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战后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恢复，经济持续增长了15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由此看来，德国决策的低效并非真正的低效，反而是慎重和真正的高效。
（李云贵、常宝军荐自《精品悦读》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