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的科技社团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历了抗战时期的曲折与艰辛，解放战争时期的联合与发展，众多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文通过考察学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发展特点，回顾和总结学会在这段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政治影响、科技发展、国防事业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深入了解建国初期中国科学事业的起步与定位，丰富和完善相关史料文献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学会 科代会 钱学森
新中国建立后，科学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为国家目标服务，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宗旨。这个时期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学会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健全的科学体系，取得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贡献。
一、学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国家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成为比较健全的科技体系的一部分
随着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1958年，中国政府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国家计划下的现代发展时期，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大科技力量组成的科技体系。其中，学会积极配合整个科技体系的新发展思路，并且不断壮大学会自身组织体系。
当时的全国科联，一方面着力发展全国学会，如从1950～1958年的8年间，新增全国学会7个，分别为中国海洋湖沼学会（1950） 、中国微生物学会（1952） 、中国建筑学会（1953）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1956） 、中国测绘学会（原名中国制图学会1956） 、中国金属学会（ 1956） 、中国力学学会（1957），全国学会总数增加到42个;另一方面，支持学会在地方设立分会并建立各种学科分会。中国数学会在两年内陆续成立了17个各地分会和分会筹备会，会员达2000多人。到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设立了28个科联分会，40个专门学会和652个分会，学会会员已由解放初期的1.7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1]。
1956年中央做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加强了对科联和科普工作的领导。随着科联和科普工作的合流，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成立，全国学会等科技社团的性质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学会“不再作为独立的人民团体存在，而是成为全国科协领导下的开展科学技术专业活动的一种组织，是全国科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跃进和群众路线的影响下，中国科协又批准成立了大量的学会。据统计，仅1961 -1966年的6 年时间，就新增加了18个全国学会， 总数量达到了60个（其中有7个学会因为文革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 故官方数据通常说53个）。新成立的18个学会分别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1961） 、中国自动化学会（1961） 、中国作物学会（1961） 、中国电子学会（1962） 、中国煤炭学会（1962） 、中国计算机学会（1962）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196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1963） 、中国水产学会（1963）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1963） 、中国蚕学会（1963）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1963）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1964） 、中国航空学会（1964） 、中国兵工学会（1964） 、中国造纸学会（1964） 、中国茶叶学会（1964） 、中国航海学会（1965）[2]。这些学会都是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成立的。
这一时期学会数量的增加，不完全是学科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部门和部分学术精英推动的结果。学会只要能找到愿意提供挂靠的单位就可以成立，而挂靠单位也积极发起成立学会，使挂靠单位同时具有行政权力和社会组织动员两种能力，这是政府与社会合一的情况下，学会发展的必然路径。政府主导创建学会，并搭建起学会的基本学科架构，成为大跃进时期以至后来中国学会发展的基本路径。
与学会发展相应的是到1965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继续发展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初步形成了一批学科较齐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科研队伍。
（二）推动取得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
1956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组织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正式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此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随着1956年制定规划开始实施，国家先后启动了一些重大工程，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建设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中，一些学会的会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在基本与世界隔离的不利条件下，产生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研究发现。
在生物研究领域，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合作，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结晶蛋白质——牛胰岛素。其中，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现更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多名会员都参与了这项重要工作。曾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邹承鲁，曾在1958年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并成功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担任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宝同志，是我国生产核苷酸类助鲜剂的创始人，他帮助上海天厨味精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苷酸生产车间，并领导了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使我国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在医药研制领域，针对建国初期我国还不能生产抗生素，但一些国家又限制对我国出口抗生素的情况，1953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等共同成立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其中，很多学会的会员发挥专长，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了抗生素研究和生产中的各项问题。例如，曾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汪猷同志，在他所在的链霉素化学组率先用离子交换树脂代替活性炭分离纯化链霉素，解决了当时生产工艺中的关键问题，推动了我国抗生素药物的发展。曾任中国药学会第十四、第十六届副理事长，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第四届名誉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的黄鸣龙同志，指导研究人员以薯芋皂素为原料，创出七步反应生产可的松的方法并实现了产业化，填补了我国甾体激素药物的空白，领导合成了我国首创的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
（三）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在东北、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建设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上世纪50年代的鞍钢、武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上世纪60年代的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对于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一些学会为服务重点工业建设，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些学会的会员充分发挥技术专长，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确保了这些项目的顺利建成，为建国初期我国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曾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李四光，1956年亲自主持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协常委的黄汲清，在1955年初和谢家荣一起，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4大重点地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普查勘探，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和四川的许多天然气田。他们在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地质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后担任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硅酸盐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周仁，曾提出以铁代钢、以铸代锻的设想，他组织了一个试验小组，经过100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石墨化添加剂，掌握了不少元素和热处理对球墨铸铁金相结构和机械性能的影响因素，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性能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1951年，球墨铸铁在全国推广，为我国钢铁冶炼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国家授予他们自然科学三等奖。特别是在包头钢铁厂的建设中，由于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会对各类耐火材料产生严重的侵蚀破坏作用，给高炉炼铁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世界上也尚无冶炼此类矿石的先例，周仁直接领导了包头稀土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的研究，为确定包头铁矿的冶炼工艺提供了精确的实验数据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此外，先后担任中国化学会和硅酸盐学会的理事长、宇航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严东生同志，他曾针对包头铁矿含氟量高而产生的铁矿石冶炼中的若干复杂问题，开展了氟化物对各类耐火材料的侵蚀机理、动力学过程和矿物学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从而解决了包钢高炉的选材问题，使包钢得以全面开发，为钢铁基地提供了多项技术支撑。严东生对中国冶金、航空、航天等工业以及国防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国际无机材料界公认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二、学会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做的贡献
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领导，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建国初期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兵工委员会，统管全国的兵器工业事宜。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分为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技委员会和以贺龙元帅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并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面组建了相应的职能机构。由毛泽东审定的党中央对国防科委的批示中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为此，各级党委应当给予重视，加强领导，组织协作，以使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一）学会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国防科研带动民用科研的局面。1953年造出了新式步兵武器;1954年造出了螺旋桨式轻型飞机。1954年，第一架国产飞机飞上蓝天;1955年造出了汽车和火炮;1956年造出了喷气式飞机;1957年造出了轻型舰艇;1958年造出了火箭炮;1959年造出了坦克，全军武器装备基本实现了制式化……。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能自己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独立、自主地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带动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跨上了新台阶。
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除了加强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建设以外，相应的学会建设也是其中重要的组织手段。当时一大批欧美的科技工作者回国后持“科技救国”的理念，其口号是“欲振中华，先广人才;欲广人才，先振学会”。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很多学会陆续成立，如中国航空学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62年5月，为了发展我国的空军以及民航事业，以北京航空学院为主的一些专家、教授，提出成立中国航空学会的倡议，得到了学院领导、全国科协领导以及钱学森、郭永怀、吴仲华、沈元、屠守锷、王俊奎等著名专家、教授的支持，军方有关部门、航空航天各系统、科学院、有关高校的领导、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做出了积极响应。当年12月6日，北航正式致函全国科协书记处，请求成立中国航空学会并作为挂靠单位。1963年1月，全国科协将成立中国航空学会的建议，通过国防科委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2月聂帅亲笔签批了成立中国航空学会的报告。同年6月，经聂帅同意，由2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北航副院长沈元教授为组长，同时还成立了党的5人领导小组，由国防部六院政委王振乾少将任组长，开始筹建航空学会。此后，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1970年12月26日，中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下水……
国防事业的发展，直接导致兵工学会的成立，当时由科技界一批科技工作者王立、吴云铎、魏兆荣、高霭亭、徐之仁、王大珩、丁敬、王运丰、倪志福等70余位老一辈科学家和兵器工业领导发起，并得到了军队、科技界的大力支持。1964年春天，中国兵工学会宣告成立。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书记处常务书记王顺桐、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国防体协主任李达、五机部部长邱创成，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科学院和兵器企事业、高等学校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应邀在大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王立被选为理事长，周发歧、胥治中、徐之仁、麻志浩和贾克为副理事长，高俊岩为秘书长。
目前，中国兵工学会是兵器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重要的对外交流渠道之一，曾承担行业和政府部门委托的大量国际交流和合作任务，在引进智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成绩斐然。
（二）学会成员积极参与国防科学事业的重点工程
在这个时期的国防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些学会的会员结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围绕“两弹一星”，纷纷转向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他们为我国的军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仅以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梁思礼、钱三强等人为代表。钱学森是为新中国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曾任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不仅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也十分关心学会工作，他积极创办了中国航空学会。1964年2月20日至29日，中国航空学会成立 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钱学森同志应邀在 29日的闭幕式上为全体代表作了长篇学术报告。 他在报告中对该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3]。
朱光亚在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他是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1948年他曾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他不足2年便修满学分，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了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10月16日发射了第一颗氢弹。
1949年10月1日，梁思礼回国后，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他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了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多次参与了航天器发射及相关实验研究，是我国著名的航天科学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是导弹控制研制领域的创始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7年，钱三强留学法国，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作为原子能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科技计划的制定者，对中国原子能事业、“两弹一星”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才，并且建立了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
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淦昌，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曾任中国金属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在60年代领导并完成了用于铀同位素分离用的“甲种分离膜”研制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苏、英、法之外第5个能独立自主地制造扩散法分离膜的国家。经以上多人合作和努力，最终保证了1964年10月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曾先后担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任新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工程力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先后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多级火箭发动机以及试验通信卫星的研究、设计和研制，解决了大量技术关键问题。他直接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为发展我国的国防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其中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中有21名是归国学者。这些归国科学家带回了海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许多人都是学会的中坚力量和主要负责人。回顾这几年来中国科学事业和国防发展的历史，我们深感中国科技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中共领导人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谋远虑;二是广大科学家的不懈奋斗和艰苦努力。其中，学会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结语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新旧社会团体的实践中，由组建人民团体，清理 “无益于人民之团体”，整合“有利于人民之团体”等三个方面构成，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4月，正在筹备组建中国科协的吴玉章在科代会筹委会上发言，“由于政府已经不是过去少数人统治的政府，而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科学团体就应该放弃旧社会时与政府对立的作风，而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靠拢。”吴玉章认为，新科协的主要工作应该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随后，在1950年8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科普”），把国统区原有科学学会加以整合。1950年8月22日通过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规定，“以联合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推动学术研究”，主要任务有：促进各专门学会之组织，并领导其工作之进行;从事于各专门学会间之联系;从事于各专门学会与政府有关业务部门之联系。到1952年止，全国“科联”和“科普”贯彻《组织方案要点》，先后协助国统区原来的科学学会，如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华医学会等进行了改组，帮助他们举行代表会、登记会员、发展组织，将其改造为和新时期相适应的新型学术团体。另外，在1951年11月，中国科协还通过《科协各地区分会之筹备办法》对学会自身建设进行了不断修改和完善。此后短短一年时间，到“1951年底，长春、福州两分会正式成立，此后，还建立了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济南、杭州等15个科联分会筹委会[4]。”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学会在联系和动员群众的桥梁作用，加大管理和引导，积极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例如，中华医学会及其分会派出志愿医疗队以及医疗手术队、公共卫生队、防疫服务队等奔赴朝鲜前线，上海、重庆、北京分会还捐献了战斗机[4]。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个学会纷纷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学会经过管理和引导，全力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对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抗美援朝，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四光.全国科联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开幕词.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
[2]王国强，张利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会的兴起[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6）：69-76.
[3]谢础.忆钱学森关心航空航天科普[J].科普研究，2009（6）：86-92，98.
[4]沈其益，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The Spring of Sci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n Academic Society’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ANG Nan， ZHAO Yo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society left an indelible imprint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number of academic societies struggle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collabor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and witnessed a new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ocieties in the early era of PRC，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ir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olitic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fense. This study has great implic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starting period of science in PRC and adding new literature to this area.
[Key words]academic society; All China Scientist Congress; Qian Xue 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