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它的生产就是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过程，农村题材电视剧是精英文化生产的经过主流文化审验的为大众文化所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各种文化形式都在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一、 话语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表达的软着陆
农村题材电视剧是国家话语宣传的代言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建构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主流价值观念能够得到充分的彰显，正是由于城市观众对农村生活的陌生与农村观众对自身环境的朴素认知及对电视镜像的盲目认同，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成为了国家话语宣传的最佳载体。主流价值宣传与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结合，要兼顾故事发展的合理性，所以在农村叙事中，国家意识形态是通过软着陆的形式呈现的。
（一）农村政策与电视剧的宣传功能
作为大众传播中的“第一媒介”，电视承载着社会舆论引导的重要责任。电视剧是接地气的大众化娱乐节目形式。电视剧观众面广，收视量大，资源使用效率高，是大众主要的电视消费内容，也是节目市场的主要的盈利类型。据统计，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视剧收视量长期稳定在30%以上，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1]长期的收视率优势也使得主流价值形态更加关注电视剧这一节目类型，也对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
曾庆瑞认为电视剧艺术具有多种功能，并构成一个功能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包括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2]这四种功能基本概括了电视剧艺术本身蕴含的价值元素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对于农村题材电视剧这一特殊的电视剧类型来说，宣传功能是不能忽略的。新世纪的每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宣传功能都得到了发挥。
200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严格保护耕地”，同年4月，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圣水湖畔》，讲述了农妇马莲承包耕地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故事；2006年1月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9月，《喜耕田的故事》杀青，该剧近乎直白地对“免除农业税”政策进行了歌颂；2007年和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2008年3月央视一套播出的《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村发展离不开生态保护；2009年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推进生态重点工程建设”和“构筑牢固的生态安全屏障”，2009年和2010年央视一套播出的《金色农家》《永远的田野》就将生态农业、湿地保护等现象反映了出来。[3]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
与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同，新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加注重宣传功能的发挥，常常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镜像反映，这种反映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在《喜耕田的故事》中，喜耕田询问国家政策时，村主任二虎道：“上头怎么定，下头就得怎么做……不仅不交税，还给种粮补助呢，孩子们的书本费全免了，还给修路、改水，还要办合作医疗哩。”喜耕田满含深情地说：“俺要是不好好种地，都对不起国家的好政策哩。”这样的对白和情节设置，一部分是为了剧情的需要，推动叙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图解，是作为传声筒，将国家主流价值宣传的内容传递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二）农村题材电视剧宣传策略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试图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掘出一个微小的创口，再通过这个创口建构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多的是展现个体的精神创伤和精神解放，它从未自觉地代表过全部农村和全部农民。而新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都是“主题先行”，按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涉农事项，挖掘素材，结构故事，制作影像，影响观众。在这样一种创作模式之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宣传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主要采用以下三种宣传策略。
1.鲜明的主题屏蔽了观众的差异化理解。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批评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症候阅读”。应用到电视文化研究中，症候阅读意味着区分文本中“明说了什么”和“未明说什么”，并且通过探询“已说的”和“未说的”之间的关系来找到意识形态书写的痕迹。[4]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观众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农村观众，这一部分观众缺乏对艺术文本进行“症候阅读”的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农村题材电视剧主流价值宣传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就专门针对观众群体的阅读特点对叙事方式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在主题的设计上，力求鲜明，引导观众按照创作者的意图理解文本，尽可能地屏蔽各种差异化理解。
2.圆满的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无论是城市观众对陌生化的农村景观的视觉追求，还是农村观众对自我生存状态的镜像认知需求，抑或是流散观众文化寻根的需求[5]，都是建立在对圆满叙事的渴求之上的。除了《民工》这样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叙事文本之外，都是以皆大欢喜作为叙事终点的。善者终有善报，恶者必受惩罚，或者真相大白，或者创业成功，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经过圆满故事包装过的叙事主题更为鲜明，在观众审美心理的极大满足之中，进行主流价值宣传，事半功倍。
3.精致的叙事技巧吸引了观众的收视热情。电视剧吸引观众的常用方式就是娱乐化元素的合理植入。娱乐功能是电视赢得观众的重要砝码。只有将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阅读为其提供的电视剧文本，才能使得隐藏在文本之后的主流价值诉求传播出去。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重视叙事技巧的应用，比如幽默的人物语言、夸张的人物形象、集中的矛盾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这些叙事技巧综合在一起，为这一类型电视剧争取了相当数量的观众，为主流价值宣传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农村题材电视剧宣传效果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印证效果。基于观众不同的社会经历和审美能力，单一的电视剧文本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是不利于意识形态控制的。但是当多个电视剧文本出现时，先行阅读的文本已经涵化进观众的主观意识之中，在阅读后续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时，前期文本就会参与对后续文本的理解，在中国单一的主流文化价值形态控制之下，所有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的内涵指向也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前期文本和后续文本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当这种印证关系被多次重复之后，之前的对抗性理解将逐渐减弱，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文化认同。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固化效果。通过鲜明的主题、圆满的结局和精致的叙事技巧，农村题材电视剧在获得了收视率的基础上，对电视观众进行了一次次的主题教育。在电视镜像之中，现实农村多元景观中的不符合主流价值宣传的元素被屏蔽，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有利于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元素。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其通过可读性的文本进行主流价值宣传的宏观目标是一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观众在阅读走马灯似的电视剧文本时，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主流价值形态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叠加效果，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价值宣传被固化在了电视观众的头脑中。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软化效果。对于中国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者来说，一项政策的执行远比这项制度的制定难度更大。面对底层的农村社会，传播的中间层级越多，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越困难。为了减少政策传输的中间层级，也为了使电视观众能够更加形象的理解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利用农村题材电视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鲜明生动地将国家主流价值形态灌输给观众，实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表达的软着陆。《喜耕田的故事》中对于“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的宣传、《圣水湖畔》中对于“保护耕地”的呼吁、《阳光路上》《女人的村庄》中对于“调整农业增长方式”的生动阐释、《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永远的田野》中对于“农村生态建设”的倡议、《文化站长》《福星临门》《喜庆农家》《欢乐农家》中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言说，都使得一个个抽象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关键词“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老百姓口头的生动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视观众通过这些艺术文本品摸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脉搏，以此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和认知方式。
二、 文化还乡：精英阶层的物质依赖与精神皈依
精英阶层是精英文化的缔造者，也是精英文化的消费群体。他们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入世”观念和道佛“出世”思想的影响，他们在精神领域常常表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物质上的依赖和精神上的皈依。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他们文化还乡意识的替代品。在长期的都市生活中，他们已经形成了对城市物质文明的依赖，但是在精神世界里，他们渴望农村生活中的闲适、清静，由此形成的矛盾不断困扰着一部分社会精英，让他们在“去”与“留”之间徘徊不定。农村题材电视剧从艺术的视角有效调和了这一对矛盾，让他们在城市物质世界中享受农村生活的轻松和闲适。
（一）文化寻根与农村叙事
急剧的现代化建设彻底打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了适应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一种浮躁、庸俗的都市文化正在勃勃兴起，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仪式、文化景观正在逐渐被淡化而至于淡忘。人们一旦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精神的空虚就开始突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精英阶层的文化寻根意识开始敷衍滋蔓，并呈现出燎原之势。以其说文化寻根是一种时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自觉，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阶层，他们追寻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的富足，他们更需要生活价值和生命质量，他们追求“诗意的栖居”，不想做一个“单向度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追寻之下，城市发展的弊端被呈现出来，各种原始文化空间被堵塞，进入到精英视野之中的都是加工过后的文化残渣，缺乏原生态的文化审美。
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无论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如何强调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发展都是在平稳中过渡，永远不会像城市建设一样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被认为是发展包袱的元素，或者被城市彻底抛弃，或者经过包装和完善，最终以新的形态进入城市，这些东西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本真面貌，而这些内容常常出人意料的在农村社会中被保留了下来，使得农村成为了精英阶层文化寻根的重要场所。
寻根是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主流文化完全致力于意识形态宣传，只要是能够为统治阶级服务，选择何种形式并不重要，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又缺乏必要的审美理性，他们常常局限在电视剧文本的表层和浅层，很难深入到电视剧艺术文本的深层，进行自觉的理性审美。只有精英阶层——生产文化的阶层——才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寻根，寻根既是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进入社会的基本姿态和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寻根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新旧文化的碰撞越演越烈，一些传统文化被浮躁的社会风气割弃，如果任凭文化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这些缺乏功利价值的文化在生存上就显得岌岌可危，社会精英阶层是文化多元化的守护者，他们的寻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传统文化，使其不至于迅速走向灭亡。
农村叙事是文化寻根的重要表现形式。精英阶层借助农村叙事表现其与城市物质文明的对抗，在他们看来，物质的城市具有强大的摧毁人性的力量，在这里，朴素的精神生态被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瓦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拜物教与金钱至上主义打破了城市人际之间的温情。电视剧的农村叙事，体现了精英阶层的文化追求。他们在建构“媒介幻境”的农村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常常抽空农村生活的内核，仅仅借助农村生活的外壳进行叙事。这样一个媒介农村是精英阶层的主观世界的表达，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
（二）农村向往与现实依赖
精英阶层文化寻根的最高境界是对农村的皈依，但是，这种皈依具有极大的虚伪性。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已然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物质的富足，无论多么渴望农村的安闲和静谧，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农村生活。对农村的皈依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往，极少数精英分子能够摆脱对城市物质生活的依赖。这也就决定了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皈依。这种矛盾常常困扰着精英分子，是他们文化苦恼的重要基因，这样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分裂状态，暴露了这一阶层在文化寻根中的虚伪性，他们以此不断自审，当这种矛盾心态逐步加剧，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情绪释放的突破口。
现实农村与“媒介农村”相差甚远。现实农村中的卫生习惯、饮食习惯、交往习惯、劳动习惯，都带有农耕文明的浓厚气息，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这些令精英阶层无法接受的内容，同样在电视剧文本中被屏蔽掉了。比如，在农村电视剧文本中，很少看到浴室，洗澡的场域常常被设定在夏季的溪河，《福星临门》中村边的小河，男人单日子洗澡，女人双日子洗澡。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未被明说的是“春季、秋季、冬季如何洗澡”。《女人的村庄》《金色农家》《阳光路上》等文本中都涉及到了农村养殖业发展的问题，且不说镜像中的养殖业发展是否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规律，单从干净整洁的猪舍和饲养人身上光鲜亮丽的衣着就可以看出艺术加工的痕迹何其明显，在现实农村里，养殖业伴随的是冲天的刺鼻臭味和饲养员身上脏乱的衣服。鲜有农村题材电视剧描述农村劳动的艰辛，在媒介农村中，农民要么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的商人，要么就是衣食无虞的闲人，即便是如《喜耕田的故事》这样重点表现“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种地积极性的作品，也大大简化了农业生产的程序，屏蔽了农村劳动中的脏、苦、累。
正是对现实农村的详细了解，才使得精英阶层在农村皈依这个问题上显得矛盾重重，习惯了城市中的衣食住行和高科技成果，就再难摆脱对它们的依赖。无论是城市观众还是流散观众中的精英分子，都不可能毅然决然地背弃城市奔向农村。他们只是在享受着城市物质文明供给的同时对抗城市文明，这种批判只是他们社会角色的表现形式，是他们社会责任的重要指征。
（三）镜像还乡与精神抚慰
在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精英阶层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他们被排斥在农村叙事之外，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一个封闭的叙事结构。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开始出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尽管他们不是农村叙事的主要角色，但是常常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对这个群体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阶层“镜像还乡”的美好愿望。
“镜像还乡”是精英阶层为了缓和农村皈依和城市依赖矛盾的重要方式。在现实面前，精英阶层对于农村的向往被压制，只能够通过艺术审美活动满足农村皈依的愿望。一旦当他们拥有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话语权后，就会不自觉的将自身融进艺术文本之中，以镜像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生活中来，藉此完成自己的皈依心愿。可以说，“镜像还乡”大大缓解了精英阶层的心理分裂征状，使他们能够从艺术文本中找到一个替代者，依附在这个替代者身上实现更为深入的农村生活体验。
农村题材电视剧作者本身就是精英分子，因此在塑造自身形象时，常常不自觉地对自我力量进行强化，带有精英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虽然不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主角，但是他们被看作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金色农家》中来自省城的农业大学教授金谷，抛开家庭来到红草湾指导当地农民探索生态养猪之道，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一次次冲击着以靳诚为代表的农民的小农意识，最终成为红草湾致富的领路人。《永远的田野》中的知青群体和向海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叶思雨都是望海村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们的行为彻底感化了望海村民，让他们捐弃前嫌，形成了保护村庄的合力。此外，《都市外乡人》中的高老师、付局长，《福星临门》中的杨玉兰，《圣水湖畔》中的唐喜，《烧锅屯的钟声》中的杨天虹，《女人的村庄》中的陈生勇，都是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精英分子的“镜像还乡”对于精英阶层具有重要的精神抚慰功能。在农村叙事之中，精英分子超越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约束，成为施惠于农村的主要外部力量，这就使他们在“报国无门”的失意后走出阴影，通过与农民的交往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并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三、 情绪宣泄：媒介幻境遮蔽下的农村百态
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产生的效果侧重于情绪宣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深化，社会大众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市场经济掀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饭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承认了贫富差距并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为了满足生存的各种欲望，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四处奔波，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和提高生活质量，人们“纯属辛劳”，为着一个个物质目标辛勤劳作。电视文化的主体价值表现为“引导”和“狂欢”的结合。[6]其中，“引导”是电视文化作为主流价值形态宣传机器的必然选择，而“狂欢”则是电视文化本身的娱乐功能和适应消费社会的表现。农村题材电视剧通过文本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媒介狂欢”，让观众在文本阅读中实现情绪宣泄的传播效果。
（一）脱离现实的媒介幻境
如何将现实农村改编为媒介农村，这是一个艺术生产的问题，既需要屏蔽一切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还要让观众从中看到一个形似的农村。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对农村的改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用笑声掩盖苦难。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出喜剧兴旺、娱乐高涨、语言幽默等特点。[7]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具有小品化特征，一方面是大量小品演员介入电视剧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是电视剧生产遵循小品创作规律。尤其是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电视剧文本，小品化特征尤为明显。小品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引人发笑”和“引人深思”。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了迎合观众，竭力发掘笑料，用幽默滑稽的人物形象、言语方式、情节设置，甚至不惜歪曲农村、丑化农民，换取观众捧腹大笑，以此掩盖现实农村中个体生存的窘况和农民群体的心灵苦难。
2.用成功替换失意。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无论是官场生态、农村发展还是情感叙事，除了像《民工》这样少数的作品之外，无一不在彰显“小难后获”或“不难而获”的成功便捷。《希望的田野》中的徐大地，不但争取到了中间派丁秘书的支持，也彻底征服了反对派华乡长；《永远的田野》中黄榆最终和乔海山握手言和，共同担负起保卫望海村的重任；《阳光路上》中柳春香智斗猪贩子马凡、帮扶杨树林、感化钱罐子和培老转，最终成功带领合作社奔上了发家致富的“金光大道”；《女人的村庄》中的张西凤带领全村妇女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经营之路，获得了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赢得了男人的尊重，提高了全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展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成功，完全忽略了现实农村中的各种失意。
3.用圆满遮蔽缺憾。根据传统的审美习惯，观众更期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农村题材电视剧中也尽量满足观众的这一审美需求，对生活中的残缺予以全盘遮蔽，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中的圆满。以婚姻为例，年轻守寡的香春最终收获了二旺的爱情（《女人的村庄》），谢永强和王小蒙几经挫折最终和好（“乡村爱情”系列），钱大宝和满一花有情人终成眷属（“清水蓝天”系列）。
农村题材电视剧对现实农村的改编构建了一个关于农村的“媒介幻境”，这个虚幻的农村满足了国家的宣传需求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尽管它距离现实农村越来越远，甚至抽空了现实农村的内核，空余下一副农村的外壳。客观的说，这种欢笑、成功和圆满构成的“媒介幻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失意和残缺，麻痹了观众对现实不满的对抗情绪，充当了维护稳定的“社会水泥”。
（二）生存压力与现实逃遁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商品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断流转，丰富了农村生活，繁荣了农村市场，也大大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资源流动，加大了社会公众的生活压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失衡使得社会底层民众不得不一心投入到工作之中，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自虐方式创造着物质财富。
农村题材电视剧利用其自身的娱乐功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逃遁现实的途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方面为观众提供了窥视“他者”生活方式的便捷，一方面用一种镜像的公平来遮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与其他类型电视剧不同，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多的展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远离了都市生活中的俊男靓女，远离了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方式，远离了各种特权阶层和特异能力，远离了充满奇遇的理想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土得掉渣的电视剧类型，才使得观众更容易与之进行对比，并完成对现实的逃遁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农村电视剧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清一色都是依靠自身努力获得外界认可的人，无论是徐大地（《希望的田野》）、孙浩（《好爹好娘》）这样的基层官员，于天龙（《都市外乡人》）、冯天贵（《能人冯天贵》）这样被城市接受和认可的精英农民，还是蔡小五（《正月里来是新春》）、管文化（《文化站长》）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一技之长，并且凭借自己“出水才看两腿泥”的韧性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农村题材电视剧给观众提供了娱乐的同时，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个励志故事，让他们通过镜像看到了付出努力就能成功的典型事例。
总之，对于平民阶层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具有情绪宣泄的效果，对于城市观众，是一种泄压和对精神自由的满足，对于农村观众，具有生活引导作用，而对于寻根观众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满足了他们的追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是农村发展中“城市反哺农村”的践行者。
（三）苦闷搁置与情绪宣泄
电视剧文本是以镜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的，声音、画面、字幕相结合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阅读过程变得更为便捷，观众理性思考的空间被线性的连续跌宕的故事情节挤满，他们来不及思考每一个镜头和每一句对白的特殊含义，已经被带入了下一个镜头和下一段对白。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观众全身心的投入了镜像叙事之中，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苦闷和忧烦都被暂时搁置，用一种窥视他人隐私的快感和对他人的嘲笑、同情、羡慕来完成自己对自我生存的担忧和对现实的无奈。
农村题材电视剧与其他的类型电视剧不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使得“农村”和“农民”这样的词汇失去了中性地位，而略带贬义。尽管城乡一体化和农村面貌的极大改善都有力回驳了这种带有城市化特征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农村作为社会发展的底层、农民是各种社会身份中的弱势群体，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对农村的描绘和对农民的塑造，是在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艺术加工的。无论是城市观众的俯视，还是农村观众的仰视，抑或是流散观众的平视，“媒介农村”都不足以与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反差，会在这种比对之中实现对自我生存现状的满足。
被暂时搁置的生活苦闷不会就此消失，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阅读产生的娱乐效果也不能完全麻醉观众，但是这种消极情绪得到了宣泄，农村题材电视剧发挥的作用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调节。尤其是连续剧的定时播放和有限播放，使得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了一项固定的娱乐方式，而且这种娱乐方式具有简便性和非排他性。此外，对于一些长期待在家中的人群来说（如老人、家庭女性），电视是他们重要的打发无聊时光的娱乐工具。电视剧精心设置的悬念，使得观众可以将收看农村题材电视剧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不管现实的物质生活如何匮乏，都能准时出现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剧，正是这种对未知故事的渴盼和守望，使得电视观众在平淡中增加了短暂的生活目标，通过将苦闷暂时搁置和将消极情绪予以宣泄，置换出一个积极的心态，以此适应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失意和挫折。
农村题材电视剧除了进行主流价值宣传之外，还在宣扬一种符合农村生活的价值观念，常常成为农村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示范。《柳树屯》中申天亮和郭冬月青梅竹马，因为郭父的阻挠未能走到一起，郭冬月被迫嫁给了城市大老板兰大川。结局并没有让这对有情人再次走到一起，而是选择了让家庭责任和社会道德压制了蠢蠢欲动的人性。这都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在传达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的生活理念。
参考文献：
[1]张海潮，张华.剧领天下：中外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40-42.
[2]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97-306.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Fifth Edition）[M].Longman Publishing Group，2009：25.
[5]徐占品.流散观众与农村题材电视剧批评[J].青年记者，2012（5）：71-72.
[6]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53.
[7]周星.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