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前，我们党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以及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是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快速发展与创新时期。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我们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根据新的历史发展，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新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①强调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党要打破禁区，拨乱反正。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②这就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长期处于“文革”阴霾的人们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对于打破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思想状态，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巨大精神支撑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面对飞速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要求全党站在时代的前列，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③并在党的十六大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④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充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继承前人又不墨守成规的理论勇气和魄力，突出了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烈追求和坚定意志。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解放思想”，就是要做到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其精神实质就是力求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打破陈规，追求真理，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与时俱进”，就是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实事求是”为前提，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创新，才能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理论突破
长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着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终身制现象与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面对十年“文革”后，很多老干部年老体弱，力不从心的现实，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率先垂范，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和培养干部的方针和原则。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⑤表达了邓小平选拔和培养干部的“四化”方针和群众公认、年轻化原则，是新时期对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选拔干部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强调要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并把其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工程”，既要抓好整个队伍的建设，又要抓住重点。首先，抓好县处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⑥其次，着眼长远，把培养年轻干部作为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不拘一格地选拔、培养、使用年轻干部。要求年轻干部有党性修养、理论素养、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放到关键岗位、艰苦环境、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去锻炼和培养。其三，“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⑦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对农村基层党建、国有和集体企业党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社区党建进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党建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努力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党的十六大以来，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和环境。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期制、交流、回避等十几个法规文件，形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干部人事工作法规体系，为提高选任干部的质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地方党委换届中，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实施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交叉任职等改革措施。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干部选拔任用在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三、党内民主的逐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内民主生活恢复的新起点，使党内民主生活逐渐进入了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推进的新时期。
邓小平是党内民主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文革”后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废墟上，构筑起了党内民主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他主张从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要渐进式、自主地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民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解决好集体领导问题，实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直接参与的机会。
江泽民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⑧的重要论断，促使全党对发展和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奠定了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中的至高地位。同时，把发展党内民主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的条例、准则和规章制度，如：《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使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着眼完善党员权利行使的程序，使党员在严格履行义务的基础上正确行使权利，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员的知情和参与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的决策体制；推行地方党委对重大问题实行票决制及“三重一大”票决范围，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实行票决；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范围，有序推进党内民主选举至下而上地发展。
四、从端正党风到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被腐蚀，使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新时期端正党风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及其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党的性质和宗旨与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不断加强反腐力度，从端正党风到惩处具体腐败案件；从标本兼治到制度反腐，直到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使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告诫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警惕党风不正引起党的变质，论述了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非常赞同陈云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认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党风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重点是惩治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律，特别是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预防腐败。
邓小平认为，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言，党的制度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成为制度建党新路的开创者。提出制度建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使党内生活民主化、法律化；治理腐败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变到制度反腐上来；建立以制度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的党内监督体系等。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开创的制度建党新路，是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党风建设面临新考验。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的空前诱惑，使一些领导干部走上了腐败的不归路。江泽民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把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作为历史性课题来认识。抓住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积累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鲜经验。从理论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核心问题、重点内容和落实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体现了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从实践上，着手进行党风廉政的制度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一套便利、行之有效、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以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继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首先，把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结合党风建设的新问题，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的“作风年”建设，在领导干部中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不断夯实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基础。其次，反腐败工作从侧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环节和部门，积极主动地改革体制和机制，加强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同时严肃查办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加大打击力度，发挥惩治功能。其四，制度建设有较大突破，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互相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10}。
五、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既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新的理论课题。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到执政能力建设命题的首次提出，再到形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并定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要求把党领导的有效性与改革开放的任务，与党的领导方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提出要大力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体制的改革。初步解决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1}等一些涉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
江泽民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即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重点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首次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为内容的五种能力建设，标志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阐明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执政实践中积累的六条主要经验，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强调要以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能力为主要内容，重点是要通过对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切实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长期执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治党治国治军的本领。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执政能力建设确定为党的建设的主线，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13}标志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趋于成熟和完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和重大突破。
六、党的先进性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建设所面对的最大考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市场经济四个多样化的影响，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使我们党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固性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我们党在自身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回答时代课题，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探索出一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使党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再提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党开展了一系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工作，对保持党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列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先进的党”、“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等概念，深刻论述了党的先进性的一般原理，系统回答了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信息化和中国市场化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集中、最深刻地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先进性理论付诸实践，在全党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功地在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把保持先进性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形成保持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理论成果，就是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有了一整套理论。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先进性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主题；先进性建设的评判标准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重在建设，要把先进性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之中，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系统工程。党的十七大把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共同确定为党的建设的主线，需要在执政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的“两大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党的建设在伟大实践中赋予了新的活力，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开创了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领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使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完善，治党治国治军的本领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发挥着也必将继续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23页。
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④⑧{12}《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6、45-4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⑥《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⑦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⑨{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276页。
⑩{1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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