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老泉，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古文大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北京清华大学、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立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则继任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寿终。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不仅长期执教国内各著名学府，杏坛耕耘，桃李满天下，而且博通四部之学，著作等身。他的国学思想更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远非浅见寡闻如我者所能窥破一二也。如何全面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和积极参与；只有王丽明、汤红兵二位学友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1]，心得颇多。比如汤红兵先生就曾将钱先生的国学分类思想概括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以民族性解国学”、“以六类分国学”、“以义数之辨（对应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析国学”；明辨卓识，的确高出一般谈士。不过，由于资料掌握不够完备，他似乎遗漏了“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这一分类层次。通过这四个层次，或许能够深入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同时为初学者提供一把打开“钱学”之门的钥匙。可惜这里不便展开深论，我只能补充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作引玉之砖。
众所周知，自晚清“国学”一词流行以来，给国学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实，比较异同，在剔除了各类“兴到乱语”、似是而非的宏论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往往都忽略了“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而妄图生搬硬套西洋分科系统来切割国学者，往往削足适履，两败俱伤，无疑也是一种极端不明智的做法。面对历次“国学运动”和“国学热”所形成的新旧传统，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要求今天的学者一下子讲清楚“什么是国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李学勤先生因此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并举例说：“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的《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2]其真实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学习国学知识时，不仅要注意“国学”横的分类介绍，而且还要清楚“国学”纵的历史叙述。
作为钱基博先生生平最重要的国学著作之一，他编撰的这部《国学文选类纂》，正是兼顾了“国学”横的分类介绍和纵的历史叙述，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国学启蒙读物。
1924年冬，钱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分科研究的问题》时，可能已经将国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了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雠目录之部”，并称之为“国学的科别”，是为国学的六分法。他又把对国学的分科研究称为“国学平面的解剖”[3]（即李学勤先生所谓“横的分类介绍”），认为分科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诏学者以知方”。1931年５月，钱先生出版《国学文选类纂》一书时，即完全遵循六分法来进行分类编纂的。[4]
钱先生不仅重视国学的分科研究，而且对国学的历代演变也很关注。1925年2月，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已经把国学分做西周之学、东周之学、汉学、魏晋之学、唐学、宋学、清学七种，并称之为“国学的代殊”，而又把对“国学的时间性”的考察称为“国学纵断的视察”[3]（即李学勤先生所谓“纵的历史叙述”）；是为国学的“七期”。我以为，仅从钱先生将“西周之学”单列为一项，不随波逐流而抹杀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奠基地位，无疑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学史观，足见其国学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
钱先生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产生的国学，但也不是代代都能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学。
讲到国学的起源，他认为不得不谈到两部古书：一部是《禹贡》。纪山川，明土壤，辨贡赋；总算是四千年前世界最古的一部人文地理学。一部是《洪范》。虽然箕子所述，然称“传自神禹”，自然是神禹有著作权的；这部书说明天人相与的道理；这可算是世界最古的一部人生哲学。
所谓西周之学，就是文王、周公之学。在钱先生看来，西周之学，只是根据现实人生的社会，说明两个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易”。古人见到社会是有条不紊，所以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感觉到社会的现象是变动不居，就说“天下之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钱先生又引西哲康德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西周之学。认为研究社会静态的社会静学，便是三部礼书——《周礼》、《仪礼》、《礼记》。而研究社会动态的社会动学，就是“见天下之动”的一部《周易》。此外除《乐经》放失不可考；再有《尚书》、《诗经》、《春秋》，这三部书，只算是“天下之动”的一个记录。话虽然这样说。不过康德讲社会的动态，是一种进化的观念，西周之学的易,却是认定“无泰不否，剥复循环”讲。就是认定《周易》的一个“周”字——周而复始讲去。这是“西周之学”的一个大要。
东周之学，只是西周之学的分裂。《庄子•天下篇》就是说明这种分裂的趋势。诸子之学，从此而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墨、阴阳、名、法、道德六家。其中孔子是西周之学的一个整理者；老子是西周之学的一个破坏者。努力破坏的结果，就造成西周之学的分裂而为东周之学。
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听了丞相李斯的话：“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从此西周之学和东周之学，同付一炬！所以汉学，不过从灰烬中间，将西周之学，掇拾起来；下一番补订功夫。由于五经本子来源不同，汉学就分了今文、古文两派。西汉儒者，本信今文。到了东汉，古文占了最后的胜利。
汉学碎义逃难。到了魏晋时候，老庄之学，又渐渐兴盛起来了！换句话说：魏晋之学，就是西周之学的衰歇而东周之学的重兴。那时，佛法从西方输入，非相非法，谈空遣有；正和魏晋学者祖述老庄，忘形自得，超乎象外的脾胃适合。所以梁释僧佑辑《弘明集》其中所载的文，就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这是国学第一次的门户开放，结果成就了国学的印度化。
唐学虽没有多大的发明；然而继往开来，也尽有值得特笔的地方。据《唐书》称：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就是现在称做《十三经注疏》的底本。那时，一方面既注意整理西周之国学；一方面又尽量输入印度之佛学。贞观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只身遍历五印度，尽礼戒智诸论师；受法而归，在长安开了个译坛。佛学之大乘一派，从此就在中国兴盛起来了。
宋学也叫做“理学”。因为宋儒不欢喜和汉儒一样，做琐碎的考证功夫；专从“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学”。这个“理学”，实在是“印度之佛学”和“西周之学”妙合而凝，孕育的一个胎儿。中间又分朱、陆两派：朱熹上承程颐，还要“道问学”，尚带些汉学的色彩。陆九渊下开王守仁，便只“尊德性”，佛学的色彩愈来得浓了。不过宋儒只承认“理学”是文武周孔一脉传下来的西周之学，不承认有佛学的成分掺在中间。这也可见我们中国学者一种故步自封、阳儒阴释的习气。其实这一回国学的印度化，好像替国学辟了一个新领域；宋儒的功绩着实不少。南宋以后，朱学极盛。到了明朝，出了一个王守仁；陆王之学，渐渐压倒程朱了。所谓朱陆之分，从此成了学界一个大问题。
讲到清学，钱先生指出它实在是数千年来国学的一种倒流运动；也可称做“国学第二次的还原”。因为从明朝一班遗老，像孙奇逢、李二曲、黄宗羲讲陆王之学，一转而为康熙间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一班人出来讲程朱之学，又一转而为乾嘉间惠栋、戴震一班人出来讲东汉古文之学；到嘉道间，庄方耕、刘申受、龚自珍、魏源一班人出来，索性主张西汉今文家言；连东汉之学，都不屑讲。从此久被东汉古文之学克灭的西汉今文之学，重新死灰复燃，站了起来，和东汉古文之学，作一种对抗。一直到民国，当时国学界有两个重镇：像章太炎先生，就是古文家的“都头”。梁任公先生，便是今文学的“后劲”。所以汉学——尤其是东汉之学，实在是占据了清学的一个中坚。不过清儒讲汉学，究竟和汉儒不同。
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他们治学的成绩，就远胜宋儒。所以人说“清儒治汉学”，这句话太笼统。只好说“清儒是用汉儒的考据功夫来治学”。若论他们“求是”的精神，几乎像极宋朝的学者，不信传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一样，虽然不学宋儒的武断，然而比之汉儒牢守着师法家法，终是不同。这一点，或许也是当时一班宣讲清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然而钱先生这番话，也不是说清儒个个如此；只限于戴震一派。惠栋讲古文学，就不免墨守。嘉道以后一班人讲今文学，又嫌穿凿附会。
钱先生还认为，上述七种“特殊产生的国学”，并不是每一期都具备永恒的学术价值（即钱先生所谓“国学的时间性”）。他尤其反对时人一谈国学，总说汉学宋学，往往言不及义。他说：“然而如果真正就国学的时间性而论：只有西周之学，东周之学，和宋学三种。汉学不过抱残守缺，把西周之学，掇拾整理一番罢了，并没有多大的时间性；倒不如宋学能把西周之学，和印度之学接合起来，成功一代特殊的国学。”[4]观点鲜明，让人耳目一新。
钱基博先生以七期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即西周之学、东周之学、汉学、魏晋之学、唐学、宋学、清学，虽偏于静态的分析，但会异见同，条其流别，同样是其国学思想的一条主线。不过，他对国学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和调整的过程。比如在《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中，钱先生就主动放弃了“西周之学”和“东周之学”的叙述模式，而引进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两个概念，以义数之辨（对应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来分析、归纳和评价历代国学之演变，偏于动态的辨识，无疑是其国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
《国学文选类纂》有甲集、乙集、丙集三部，所选文章分论小学、经学、诸子学；每集各有叙目，叙文指示途辙，考镜源流，偏重“纵断的视察”；大多数选文末附考证部分，有对文字上的校勘，也有对文章的解释、论述和阐发。但从《总叙》和内容编排来看，该书似乎应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有丁集、戊集、己集三部，所选文章分论史学、文学、校雠目录学，但不知什么原因，目前仅见一册（即上册）出版，无疑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国学文选类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正式出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再版，是商务印书馆一再重印的学术类图书之一。该书体例完备，选目精审，考证翔实，见解卓越，其影响力和本身的价值自不待言。可能由于文言写作的原因，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至今，大陆没有重印此书，港台也未见再版本、盗版本。然值此“国学热”之今日，该书的重新出版，我以为恰逢其时，可以起到正本清源、旧籍重光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倩）
注释
[1]参见王丽明《读〈国学文选类纂•总叙〉》、汤红兵《试论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二文，均刊于《钱基博学术研究》（王玉德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一书。
[2]李学勤：《〈大家国学〉总序》，刊于《大家国学•钱基博卷》（傅宏星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3]钱基博：《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4]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出版《国学必读》一书，是按照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六部分来进行分类编选的。类目虽有小异，但所以分类者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