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大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会在史书上留下一些文字记载。但我们查了一下先秦和两汉的史籍，却发现西施与范蠡泛湖的事没有一点记载。现存最早记录这段历史的文献是《国语》。据《国语·越语·勾践灭吴》所记，勾践战败后，“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并没有说美女中有西施，而且也不是献给吴王夫差。越灭吴后，范蠡辞别勾践，“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也没有说他携西施而去。其时上距吴越争霸的时间还不远，史官们都不知范蠡与西施有故事，直到汉代司马迁的笔下，依然不知西施与吴越之战有丝毫关系。司马迁在《史记》里几度写到这段历史，一次是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写越国战败后，“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文)种间献吴太宰豁”，没有说献西施于吴王。越灭吴后，范蠡以为勾践这个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只说与他的亲属和心腹门徒一同退隐，而不是携西施以去。另一次是在《吴太伯世家》中，越战败后，只说“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并没有说是献美女，更不用说献西施了。在先秦两汉的正史中，一直都没有见西施之名。
但西子之美却屡见于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如《孟子-离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赵岐注曰：“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这里的“好女”即美女。这个美女名西施，又称西子。《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这就是东施效颦典故的来源。《慎子·威德》：“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毛嫱是我国古代的美女，《庄子·齐物论》中就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还有《荀子·正论》、《管子·小称》、贾谊《新书·劝学篇》、《淮南子·修务训》中也都曾提到西施的名字。然诸子之书只说西施是个美女，一句也没有说到与吴越之战和范蠡有何关系。这说明美女西施虽实有其人，但不仅与吴越之战无关，亦与范蠡无涉，至于二人泛湖而去更属子虚乌有了。
首将西施与吴越之战牵合起来，并说她随范蠡而去的，是东汉末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越王谓大夫种日，孤闻吴王淫而好色……乃使相者(于)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毂，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同书《勾践伐吴外传》云，越灭吴后，范蠡“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越绝书》卷十二、卷十四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较为简略。这两部书的作者与西施为同乡，可能得之乡里传闻，始把西施写入吴越之战，将她作为一名女谍献于吴王。但书中并无与范蠡一同泛湖的情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不少文章常引用据说是《越绝书》或《吴越春秋》中的一段话：“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经查原书，并无此语。西施随范蠡泛湖，只是后人的影撰，实际上并无其事。
泛湖说始于何时
在我国历史上，西施的结局一直是一个谜。史书上只说她在吴亡后不知所终，人们同情她，关心她的命运，至唐宋时，对她的下落遂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猜测，散见于一些笔记及诗词曲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返乡说
公元前473年，越兵攻入吴宫时，夫差携西施、郑旦逃入后苑，越兵见二女灿若神女，“望而不敢侵”，她们并未遭乱兵杀害(见王嘉《拾遗记》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42册)。后夫差自杀，她们还活着。至于西施的下落，史书则没有一点记载。到了唐初，诗人宋之问在《浣纱篇·赠陆上人》诗中说，她在吴亡后回到了故乡若耶溪。诗云：“一行霸勾践，再笑倾夫差。艳色夺人目，效颦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网，鱼畏沉荷花。”写西施到吴国走了一趟，笑了一笑，就使勾践称霸，令夫差亡国了。多年后归来，依然落雁沉鱼——很美。这是当时的民间传说呢，还是别有所见，就不得而知了。
二、被杀说
当西施入吴时，伍子胥曾忠言进谏夫差说：“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这恐怕是最早的女祸论了。自古以来美女都遭受恶名，不得善终，西施也难逃此命运。唐代诗人崔道融就曾为她鸣不平说：“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西施滩》)到了宋代，就出现了吴亡后西施被杀之说。姚宽在《西子归宿》中引《吴越春秋》说：“吴国亡，西子被杀。”(见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我们查阅《吴越春秋》，并无此语，但可以说明在宋代已出现了这种说法。与姚宽同时的董颖写得更加具体。他在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第六支曲子《歇拍》中说，西施在灭吴后，“尚望论功，荣归故里”，但越人怕她迷惑越王，便“从公论，合去妖类”，被自己人用丝带勒死了，“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见《全宋词》)，做了女祸论的牺牲品。还有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范蠡在灭吴后，惧西施“复以蛊吴者蛊越”，于是便“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这是范蠡去越，而未尝忘越也。后来范蠡是否杀西施没有明说，然“挟”与“携”，一字之差，情意迥别，仍是女祸论的翻版，且涂上了一层忠君的色彩。王荆公《宰嚭》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豁，不愁宫里有西施。”公正地指出吴国之亡，罪责不在西施，其见解比之道学家的罗大经高明多矣!
三、泛湖说
范蠡功成之后，为了避祸泛湖而去，这在正史上是有记载的；西施在吴亡之
后，去了哪里，则未见记载。将二人牵合到一起，说他们一同泛湖而去，从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当起于陆广微的《吴地记》。《吴地记》卷九引《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这里的“复归”，暗指西施原属范蠡，“同泛”则表明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成为后来《浣纱记》的张本。但查《越绝书》并无此语，这可能是唐代民间出现了这种说法，而被《吴地记》所采纳。与此同时，杜牧在《杜秋娘》诗中也说“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更扩大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史载范蠡灭吴后，“乃乘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史记·货殖列传》)鸱夷子皮是范蠡适齐后的外号。杜牧的“一舸逐鸱夷”，便被理解为是西施追随范蠡乘扁舟泛五湖而去了，随着诗句的流传，这种说法传播极广。
至元明时，西施故事在民间已流传了一千余年。民间流传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人民群众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受悲惨的结局，为了寄托他们的同情和愿望，不断增饰加工，情节比史书上的记载更加丰满。元杂剧中有关汉卿的《姑苏台范蠡进西施》，赵明道的《灭吴王范蠡归湖》等，至明代有梁辰鱼的《浣纱记》，汪道昆的《陶朱公五湖泛舟》等，共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浣纱记》。
《浣纱记》依据旧本改编而成，是一部长达45出的爱情悲剧。写范蠡游苎萝村，与西施在村头溪水边相遇，一见钟情。分别时，西施赠范蠡溪纱一缕，作为定情之物。后风云突变，越国被吴国打败，范蠡随越王勾践去吴为奴三年，受尽屈辱，被赦回越。范蠡牺牲个人私情，劝说西施到吴国去，临别时将溪纱一分为二，二人各持一半。西施入吴后离间吴国君臣，三年后越国反攻，占领吴宫，夫差自杀。灭吴后，范蠡功成弃官，携西施而去，二人在太湖舟中成婚，又取出溪纱，一同泛海而去。
《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昆曲演唱的传奇。随着昆曲兴起、繁荣，其中的《拜施》、《分纱》、《进美》、《采莲》等出，一直在舞台上传唱不衰，这使范蠡、西施相爱的故事广为传播，后来民间流传的西施故事，即多源于此。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诗家万口相承，即蠡无此事，难乎免矣。”(《少室山房笔丛·艺林学山七》)由此可见，泛湖说实始于唐而盛于明，是由诗歌、戏曲传播而深入人心的。
西施死于水
西施随范蠡泛湖而去，至明代虽盛传一时，但没有任何文献根据，总是一个缺憾。明清两代是我国考据学从萌芽到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如杨慎、陈耀文、王世贞、胡应麟、张燧等，他们查考原书，考证事情的始末，终于发现西施是被沉水而死的，随范蠡泛湖而去实是误解和附会。
最早提出西施死于水的是著名学者杨慎。杨慎在明代以博洽著称，他读书多、见闻广，又好疑多思、喜欢考证，他在《丹铅总录》卷十三“西施”条中说：
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知所出，只因“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犹恐牧之别有所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昊越春秋一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嗟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趁笔之过也……既又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余而雪之，亦一快载!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5册)
杨慎所谓的附会，是指越王进献西施、郑旦给吴王时，伍子胥忠言进谏被杀，吴王用鸱夷(一种做成鸥鸟形的革囊)装着子胥的尸体，投于江中。子胥随流扬波，依潮来往。“随鸱夷”者，原指随子胥。张燧在《千百年眼·西施不随范蠡》中说：“子胥之被谗，西施(与)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鸱夷浮之于江。今沉西施干江，所以谢子胥也。”(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64册)但范蠡去越，变易姓名，自号鸱夷子皮，乘扁舟浮于江湖。至杜牧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因鸱夷之相涉，流俗遂误以胥为蠡，出现了范蠡载西施之说。这就是堕后人于疑网的原因。故明清人多认为“范蠡载西施之妄”，乃“出于杜牧之诗”(见陈绛《金罍子·越沉西施于江》，《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册)，这大致是不错的。
杨慎提出“西施死于水”后，陈耀文在《正杨》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杨慎杜撰古书以欺人。他说：“逸篇者，出何典记耶?”(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我们查了据法兰西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影印的《修文(殿)御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册)，没有找到《吴越春秋·逸篇》，这是因残卷，《吴越春秋·逸篇》不在其中呢，还是杨慎造假欺人，难以确定。但《墨子》一书现存，在《墨子·亲士篇》中有以下的话：“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车)裂，其事(功)也。”可以证明西施是被沉江而死的，并非欺人之谈。俞弁十分赞成杨慎的说法，在《逸老堂诗话》中说：“西施之终，不见于史传，古今成谓其从范蠡五湖之游，今乃知其终于沉，可以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当信。”(见《历代诗话》卷下)墨子与西施生活的年代相近，他的记载应是最得其真，也是最可信的。
同时，这也不是孤证。在唐代与泛湖说并传的就有沉水一说。如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李商隐《景阳宫井》：“惆怅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失题》：“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可见言西施被沉于水的不止墨子一人。后来元人杂剧中有《范蠡沉西施》、《浮西施》等，都是演范蠡沉西施于湖的故事，《倒西施》还说范蠡亲手杀了西施，断所赠纱，数其罪，盛以革囊而沉于太湖之渊。明清小说中，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中也都以西施沉水作为结束。至清代，一些搞考证的学者遂都认为西施是死于水的。如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二《西施无泛湖事》中说：“升庵引《墨子》及皮、李诗，以证西施之沉江，确不可易。至杜牧诗有一‘舸’字，明系误用，不得为之曲解也。”从文献根据和致误原因来看，西施死于水是确凿无疑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泛湖说是不可信的。
尽管如此，西施随范蠡而去一说，依然受群众欢迎，广为流传。这固然是因为人民群众同情西施，不忍让她去死，同时作为文学作品看，“作随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张燧：《千百年眼·西施不随范蠡》)。还有人认为“英雄美女，携手天涯，真是太理想了”，写西施被杀，“这实在是很煞风景的话”(止庵：《如面谈·西施的结局》)。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上的西施却并无与范蠡泛湖而去的事，我们应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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