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联系元代社会实际分别从理想的叛逆精神、现实的羁绊力量、完美的人格歌颂、封建的劣性暗嘲等方面对“四大爱情剧”的男女主人公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形象塑造中现实的理想化与理想的现实化的区别。
关键词：元代杂剧 四大爱情剧 男女主人公 比较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传奇到宋元话本，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缀成一条绚丽多姿的画廊。元代杂剧，尤其是“四大爱情剧”，在历史和社会的画屏上映现出的几对强烈反抗封建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男男女女，更为这画廊增添了浓重、强烈的色彩。细细品味这浸满中国女性血与泪、苦与甜的篇章，从女主人公与传统的中国闺阁女性性格相吻合的一面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及人性的种种不可磨灭的沿袭与再现；从剧中男女主人公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更不难发现元代社会赋予他们的深深的时代烙印。如果说在自由爱情的追求与封建思想的叛逆过程中，女主人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追求理想的力量，是作者现实的理想化形象塑造，那么，相比较而言，男主人公则更多地体现了现实的力量，成为社会与历史的缩影，是作者理想的现实化形象塑造。男女主人公共同的理想追求，以及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撞击构成了这样一组互相反衬与互相补充的形象。这样，理想与现实的力量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同时存在而又侧重不一，使作品中理想与现实的因素互为依据，互为牵傍，既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又体现了人类美好的理想。
一、理想的叛逆精神与现实的羁绊力量的侧重差异
元代四大爱情剧是封建时代一批青年男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权利与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其中充满了曲折，也充满了痛苦、胜利和喜悦的撼人篇章。剧中主人公都是统治阶级中的青年男女，《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拜月亭》中的王瑞兰，《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都有显赫的出身，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更是相国之女；男主人公裴少俊、蒋世隆、王文举、张珙，虽以饱读诗书的白衣秀才身份出现，实际上也都是官宦子弟。封建家庭的环境和教育在他们身上印上了深深的痕迹。在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时候，封建传统势力的直接代表者（封建家长）就横加干预，所以，在这四剧中，无论是外在还是自身都体现了两种实际上无法调和的敌对势力，即理想的叛逆精神与现实的羁绊力量的争斗。从矛盾双方的差异进行区别，这两种力量的争斗主要有三种形式：青年一代的叛逆精神与封建家长所代表的门阀观念、家世利益、封建礼教之间的斗争；青年男女自身的叛逆精神与自身的封建宗法礼教思想的斗争；青年男女相互间各自的叛逆精神与对方的封建礼教思想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交叉组合，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的矛盾合力网，它们的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正是由于男女主人公身上这两种力量的侧重不一，才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组相似却又绝非相类的人物形象。
从四剧中男女主人公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叛逆精神远远超越了男主人公。而在各自内在理想与现实力量组合上女主人公多为理想叛逆精神的化身，而男主人公则是社会与历史现状的真实缩影。这样，使得女主人公在斗争中不仅要与来自封建家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进行顽强斗争，还要克服男主人公身上带有的封建势力的压力。
叛逆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极富理想色彩的力量，而封建势力的羁绊力量则是封建社会现实矛盾的真实反映。剧中女主人公有强烈的叛逆精神，所以，她们的形象富有理想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男主人公则或轻或重地代表着封建势力的附体，故作者对他们的塑造侧重于现实的反映。
二、完美人格的颂歌与封建劣性的暗嘲
作品理想与现实性的侧重差异，不仅表现在追求自由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中，还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理想的叛逆精神与现实封建势力羁绊的差异之上，同时也明显地表现为斗争中男女双方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品行差异上。剧中女主人公都有着美好的品行，而男主人公的性格则多少带有封建思想及旧俗沿袭的成分。“四大爱情剧”不仅是叛逆精神的颂歌，也是一曲理想的中国女性完美人性的颂歌。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思想熏陶下，中国女子向来以“四德”为道德信条，以温柔贤惠为特征，这实际上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奴性，但是在中国女子身上还潜存着一种韧性，一股刚烈之气，只有结合了这二者才是中国女性完美天性、理想品性的真实写照，而元代“四大爱情剧”赋予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多侧面完美女性的理想性格。她们是一组集中了中国女子优秀品质的艺术形象。
四位女主人公都是有着“倾倾之态、出世之才”的反抗型女性，但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莺莺与瑞兰更多地体现出温柔贤淑的特征：莺莺热情温柔、深沉幽静；瑞兰坚贞纤弱、体贴真挚。在她们身上有着浓厚的大家闺秀的气息，但又不乏斗争精神。莺莺的坚韧、瑞兰的坚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千斤与倩女勇敢大胆地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女性的刚烈之气。倩女的直率、坦诚、不慕富贵；千斤的泼辣、风雅、刚强不屈，无疑是一对有胆有识、刚烈兼具的勇士，但是她们同时也是善良的母亲、贤淑的情人。面对父亲的威吓、裴父的辱骂、少俊的软弱，千斤据理斥责，而儿女的哭声却无法不使她为母子真情所动；单纯的倩女内心又有着多少幽幽怨怨的情感、缠缠绵绵的情意呢！只这一管一窥就衬托出了她们善良温柔的另一侧面。
剧中女主人公身上同时存在着阴柔之性与阳刚之气，她们固然不失中国妇女温柔贤惠的本性，以其美貌、温柔、聪颖和缠绵的情意博得了爱情，更以她们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爱情的胜利。
四剧所反映的男主人公同样也都是才貌双全的翩翩年少书生，他们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并忠实于爱情，但斗争中多少露出性格的弱点、品格的缺陷。这些弱点或为封建势力的毒汁所害，或为封建陋习的沿袭所致。无论作者的主观态度如何，从作品的客观实际来看，女主人公完美人性的光辉映照，构成了一种对男主人公的反衬批判力量。
理想化女性的塑造与现实化男主人公的塑造形成一种互补与反衬的效果，使得理想与现实的色彩更加鲜明，实际上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叛逆精神的歌颂，对现实封建势力的鞭挞。
三、理想之现实与现实之理想
在元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元代杂剧，必然要表现时代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识。虽然这“四大爱情剧”的题材多数直接源于唐代传奇，实际反映的却是元代社会的现实内容，时代气息很浓。从剧中共同的爱情追求，反封建斗争中理想的叛逆程度和现实的羁绊力量在男女主人公身上的差异，以及作者赋予他们的品行差异上，都可以看出四剧男主人公身上体现了较多的时代现实成分。
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前，刚刚脱离氏族公社不久，思想文化处于比较幼稚、简单的阶段，思想上的钳制比起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有些松懈。婚姻方面，蒙古族乱婚习俗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中原的封建纲常观念。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是以承接改篡了的儒家思想作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所传承的封建教义、封建宗法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从思想上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都一致。所以，元代统治的时代并没有动摇与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教义和封建宗法观念仍以它巨大的沿袭和对新兴统治阶级的诱惑力，成为元代社会束缚人们的强大力量。剧中男主人公面对强大封建势力时的畏惧、退缩等种种软弱的表现，以及自身封建劣根性的存在，正是元代社会现实的折射。蒙古统治者在进入中原的初期，还未能接受中国封建的文化制度，把汉族的儒士杀掉或用作奴隶，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弃科举于不顾，这样就打破了知识分子读书仕途的传统美梦。读书人没有了“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发迹道路，读书本身就失去了实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有贫寒的命运。在世人的眼中，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应有的信心和气概，而那些已经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统治阶级的歧视，内心颇多苦闷。在元杂剧中，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落感、迷惘感，一方面表现为男主人公远不如女主人公大胆、勇敢、执着，富有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结尾部分男主人公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旧时代梦幻的实现，以从中取得一种心理的补偿。
黑暗的时候，人们依然会怀着必胜的信心等待一线光明的出现，正是这种泯灭不了的理想力量使得世界得以生存发展以至永恒。“四大爱情剧”中所表达出来的男女主人公对于爱情自由、婚姻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叛逆精神，正是元代人民理想的强烈折射，也正是作者内心情怀的表达，这一点在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在最平静、最胆怯的心灵深处所爆发出来的呐喊，往往是最强烈、最撼人心弦的。
理想与现实是相对而言的，广义的社会现实则应是理想与现实二者的结合。元代社会的脉搏在“四大爱情剧”的男女主人公身上有力地跳动着，时代的追求与现实的局限在他们理想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想化的互补与反衬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他们的互补构成时代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反衬又是相互映衬的一面镜子，透过男女主人公对对方相互的折射，二者的形象更加鲜明、清晰。没有男性懦弱、退却的一面，显示不出女性叛逆坚韧的一面；没有女性对于爱情忠贞不二的执着追求，也不会暴露男子品性中历史沿袭的劣根性。如果说男主人公形象折射了元代社会知识分子内心的失落感和迷茫感，折射了社会沿袭的封建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劣习，那么，这四位杰出的女性在爱情自由、理想婚姻的追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追求则折射出古老而淳朴的中华民族的意向和未来。
（许 洁，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