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通过对轴心期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哲学体系的分析和比较，试图找出这三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和影响文明形成的不同因素；进而分析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各自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结论：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时期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形成，就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明 轴心期 哲学体系 天人合一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究其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现实考虑。如，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否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也会出现文化的全球化？等等。要研究这些问题，肯定要涉及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如何、怎样产生等问题。本文即意在说明文明的特性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会经久不变地保持下来。
各种文明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性，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有关。在文明的起源时期，首先是自然环境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定的自然环境又为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随之，又建立起与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和宗教体系。哲学和宗教体系是文明最集中的体现，它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发生影响。所以，对文明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文明起源时期人类最初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体以及哲学和宗教体系的研究开始。通过这种研究，找出各种文明的特点，特别是反映在哲学倾向上的特点，进而把特定的哲学体系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政治进程相联系，在其相互关系上说明问题。
亚斯贝斯从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出发，认为尽管各种文明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人类具有共同起源，最终必然要走向共同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中，有一个对世界历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所谓“轴心时代”，几个最重要的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文明都有各自的“轴心期”。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最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纷纷产生；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也出现了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在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和他创立的祆教；在巴勒斯坦，出现了各位犹太教先知；在希腊，则贤哲如云。总之，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人类都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亚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亚斯贝斯强调，轴心期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思想体系生存。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人类的前进总是表现为对轴心时代思想的不断回溯和复归，并通过这种复归来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其次，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开始，但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向外扩展，逐渐包罗万象。人们发现，任何未与这3个轴心期文明发生联系的民族，后来都长期保持原始状况；而一旦与轴心期中的任何一种文明开始接触，就会被拖进世界历史。再次，从这3个轴心期文明的相逢之日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的理解，因为它们都关注同样的问题。
亚斯贝斯的理论对于今天研究文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轴心期，人类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即经过自身存在的反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刘家和先生认为，这种觉醒包括3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第二，人类经过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人类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第三，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精神的自觉。 在轴心期，人类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在中国、印度和古代西方普遍建立了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是“天人合一”，在印度是“梵我同一”，在古希腊哲学中是理性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由于哲学是文明的集中体现，可以从分析这3种轴心期文明的哲学体系入手，来寻找她们的各自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建立的哲学体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出现的，它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兼顾了道家、法家、墨家、刑名学家和诡辩学家等多种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认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也规划了新的社会制度，还探讨了人性和人类道德问题，最重要的是把人生、社会以及形而上的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认识体系成为以后中华文明的基础。
“天命”观念在殷周时期就已形成，它与世界上所有城邦时期的宗教一样，主旨是宣扬君权神授。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道”的思想。他看到礼和乐背后就是社会制度，认为礼乐的节文仪式可以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损益，但礼乐之道却是永恒的。所以，“儒家”就是要体会出礼乐背后的“道”，为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孔子认为，礼乐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它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和“悌”为基础，又超越了血缘亲情，由近及远建立了“差等之爱”的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兄弟等一系列有差别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基础上，他提出“正名”，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遵守礼的规范，做到权力、财富、义务与其名分相符。他指出，划分这些等级关系既有“别异”一面，又有“合同”一面，从而形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把“仁”付诸实践，孔子又创立了“修己”和“安人”的学说。“安人”就是为政。孔子认为，一个通过“修己”而获得仁的人，要“行仁”，即以行为惠及他人。这样，他就将政治道德化了。他提倡统治者“为政以德”，对民众的治理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只能是辅助手段。这体现在经济上，就要轻徭薄赋，让百姓丰衣足食。
由此可见，孔子的学说基本属于政治学范畴，他把个人的求知和道德与社会整体政治秩序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一种政治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思想模式。透过这一模式，可以看到他关于个体与整体关系的哲学思想。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孔子的哲学没有涉及形而上的问题，理由是他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但是，他所说的“道”，已经超出了殷周两朝具体的礼乐之“道”，而涉及“百世可知”的“道”，永恒的“道”，虽然这个“道”还没有以形上的方式涵盖整个宇宙，但却涵盖了人类社会永恒的政治制度。因此，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形而上的问题。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他没有发展孔子抽象思维的一面，而是继承了孔子在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说。“性善”说为统治者不要对百姓滥施刑罚，而要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性善”说出发，孟子提出了施“仁政”和民本的思想，还提出“仁民”、“觉民”和“制民之产”等措施。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明确提出了形而上的观念。他说“道”是自然无为，先于天地而生，又是混沌、恍惚，不可见，不可闻，难于捉摸的，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以后，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提出“道”是无所不在的，万事万物都由“道”产生，所以从“道”的观点来看，万事万物都有同一的本源，没有高下、长短、大小、美丑之分，也没有贵贱、寿夭的区别。他认为，从“齐物”的观点来看，人的生死就像昼夜的轮回，只有把生死、寿夭看成是“齐物”，人才能从内心体会到“道”，才能逍遥自得，获得解脱。
战国后期，儒学和道学的合流，造就出杰出的人物荀子。在道家哲学体系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道观。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这样，他为儒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天”的观念，超出了殷周时期的天命思想，而具有了宇宙本源的内涵。在伦理学方面，他提出“性恶”说。他不是以向善的要求和能力为人的本性，而以人的生理要求为本性，认为人“生而好利”、有“耳目之欲”，主张在“修己”时注重外力和实践，即注重礼法的约束和管教，而不是靠内心的觉悟。在政治方面，他在孔子和孟子的“德政”和“仁政”的基础上，提出了“王道”说，主张为王之道应该是礼法并用，即在用道德教化民众的同时，也用刑罚来惩治民众。
总而言之，中国的哲学体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和伦理学，通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以及其他各种学说的综合，先秦的各种学说完善了“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在《大学》一书中，这个体系又被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从个体的人出发，逐步向外扩展，直至“天下”这个中国古代人视野中的最大空间。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哲学体系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特性既体现在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又体现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它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由于现实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等差之爱”，它提倡不同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守，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与统一。
二、印度文明起源时期的哲学体系
印度古代的哲学非常丰富，其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的恢弘和内部结构的精细，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中国一样，印度哲学从其开始之日起就表现出其特有的倾向。如果说中国哲学的倾向是由礼乐制度开启的政治文化，那么印度哲学则以宗教的形态表现出来。
在印度，宗教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结合与生俱来。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流域与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融合的时候起，就形成了印度最悠久的古代吠陀教。吠陀教同世界上所有的初级宗教一样是多神教。它把教徒分为4个等级。在吠陀教最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中，一首题为《原人歌》的诗把当时众神中最高的神“原人”的器官与4个种姓的划分联系起来。诗中唱道：“原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生沙蒂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生首陀罗。”这是印度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种姓制度的记载。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扎下了根。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轴心时代，在印度出现了《梵书》和《奥义书》。《奥义书》以抽象思维的方法讨论宇宙本源、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最终命运等哲学问题，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学说，即“梵我同一”、“业报轮回”、“精神解脱”和“智慧瑜伽”。“梵我同一”的学说认为，梵是宇宙最高本体、万物的本源和始基。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的灵魂和本质“梵”在人世间的显现，二者同源同体，在本性上是同一不二的。但是，由于人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被肉体和各种私欲所包围，这种同一性不能自发实现，而是要靠瑜伽修炼，克服私欲，使“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这样，人的灵魂就可以到达永生的极乐境界。“业报轮回”观念把梵界和人生都区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部分，认为灵魂是人体中永远不灭的精神，人的死亡只是肉体外壳的断灭，其内在的灵魂是不死的，可以在另一个肉体躯壳中继续存在，人的这种生死的循环就是“轮回”。而人生前的行为会引起“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业报”。“精神解脱”的观念与“业报轮回”的观念密不可分，由于感觉到人的灵魂在生生死死的循环中是痛苦的，所以人的灵魂就要跳出轮回获得一劳永逸的解脱，从肉体的束缚中彻底解放，达到永恒的极乐境界。而实现这一目的只有经过宗教的学习和修炼，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观念“智慧瑜伽”。“瑜伽”的意思是“连接”、“结合”、“归一”、“化一”。《奥义书》对瑜伽的解释是通过各种修炼，使个人的灵魂（小我）与宇宙的联合（梵或大我）结合化一，从而实现联合的解脱。所谓“智慧瑜伽”，或者“知识瑜伽”，是指通过学习，不断增长宗教知识和智慧来摆脱肉体和私欲的诱惑，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
总之，《奥义书》所表达的哲学思维构成了完善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把个体的人生“我”与宗教的最高境界“梵”联系起来，把人们的现世人生化作对来世的追求，所以，它完全是一种宗教的和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成为印度各种宗教的理论基础，也是印度文明的主要特点。在印度的各种宗教中，除了顺世论不相信灵魂转世以外，其他宗教，如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都从《奥义书》中寻求理论根据。除了宗教哲学以外，在印度古代哲学中也有一些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内容。这些科学内容主要表现在数论派、胜论派和正理论的哲学学说中。
总之，在文明起源时期，印度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一个宗教体系，这一体系不但奠定了印度各种宗教的理论基础，而且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民的人生观。而宗教的人生追求又与宗教的社会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印度古代文明的主要特色。因此，可以说，宗教在印度社会不仅是宗教，也是社会本身，它直接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政治结构。
三、文明起源时期古典西方的哲学体系
这里所说的古典西方，涉及古希腊时期、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其哲学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特点。希腊地处地中海，易于开展海外贸易，且土地贫瘠多山，这使它在古代就发展了较繁荣的海外贸易，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发展了商品经济，也开展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建立了自然哲学的体系。
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自然哲学。产生于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有3大哲学家，即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他们主要探讨了自然本原，即实体问题。泰勒斯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无规定性的物质基质；阿那克西米尼则认为是无限的气。他们认为，这些自然本原有冷热、干湿等方面的对立，通过分离、稀散或凝聚的作用，在运动变化中造成万物的生灭。总之，他们的哲学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和辩证法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虽然也是伊奥尼亚人，但是，他并不属于米利都学派的科学传统。他认为，世界不是任何神创造的，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火是根本的实质，万物都像火焰一样是由别种东西的死亡而诞生的，世界是由对立面的结合而形成的统一。“一切产生于一”，而“一就是神”。他信仰和期待永恒的变化，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辩证法的人。 德谟克利特是色雷斯人，他和留基波都相信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原子是不可分的；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原子是不可毁灭的；原子永远是在运动着的。但是，他们并不用目的论和最初动因的观念来解释世界。
南意大利的哲学家们更倾向于神秘主义和宗教，他们擅长抽象思维，发展了形而上学，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原理。数学家毕泰戈拉受埃及神学的影响，建立了兼有宗教、科学和政治色彩的团体，主张“数”是最高实在，自然万物由数的范型生成。他是最早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探讨自然本质的人。爱利亚学派用思辨论证的方式探讨自然本原。塞诺芬尼批判了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的人格化的多神教，主张宇宙和神都是无运动无生灭的整体“一”，而神只是无人形、无心智的理性神。巴门尼德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这种方式后来曾经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他认为，靠感官经验只能认识生灭变化，是并不真实的现象，靠理智才能认识自然的本质，即存在，存在是不可毁灭的，而存在与被思维的东西是同一的。他还强调一种“过渡”和“变”的观念，认为过去存在的，现在则不存在；现在存在的，将来则不存在。
总之，经过了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希腊早期哲学不但探讨了宇宙的本原是物质，而且批判了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教，把宇宙看成是既有不同存在形式，又是无形的抽象的“一”。在世界万物的动因方面，他们并不将之归结为神力，而归结为物质本身的对立和统一。由此，他们就建立起一个自然哲学的认识论体系。这一体系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体系有近似之处，都探讨了世界的本原和变化，都达到了抽象的思维高度。不同的是，自然哲学强调物质的“存在”是一个“实体”，并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不同成分的对立、统一以及不断的自我取代。这种认识论与中国先秦的哲学体系不同，不是强调“天”的主宰作用或走向一个终极目标的必然性，而是奠定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来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认识体系导致了西方向自然科学发展的取向。
到了雅典繁荣时期，与城邦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相适应，希腊哲学也开启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领域。苏格拉底没有建立成熟的哲学体系，但他启发了人类主观认识能力提升的自觉。与孔子的伦理学一样，他也把城邦的政治与人的伦理道德相结合，认为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美德即知识，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从而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雏形。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道德学说，按照灵魂和伦理的等级构造社会等级，并结合斯巴达的国家体制，设想出一种集权型的政体。由于哲学家是最聪慧和最有道德的，所以，统治这个国家的应该是“哲学王”。在晚年，他放弃了“哲学王”的梦想，写出了最早的法理学名著《法篇》，论证了制订法律和严格实行法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并建立起不同类别的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按照策勒尔的分类可以分为：逻辑学、修辞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包括心理学）和政治学。他坚信，我们的经验世界是实在的，不是不可信赖的现象，因此，经验世界是我们要了解和研究的对象。通过确定“命题”、“判断”、“定义”、“范畴”等概念，他发明了逻辑推理的三段论。 在政治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全体先于部分，国家也先于和高于家庭和个人，因此，社会生活是人类存在的目的。社会的目的是使个体公民能够过一种有德行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公民个人的能力、财产、出身是不同的，所以国家要根据他们的这种差别来对待他们。
在希腊被马其顿占领和亚历山大帝国出现以后，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从这一时期直至罗马帝国灭亡的7、8百年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是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哲学。这几种哲学都“以伦理为核心主旨和归宿”，“具有伦理化的倾向”。 伊壁鸠鲁学派的伦理学说被简称为“快乐论”，主张让人们在现世享受快乐。由于宗教中灵魂不朽的观念和争取获得解脱的希望经常给人们带来恐惧，所以，他仇恨宗教。虽然不否认神的存在，他却坚信神不过问人间事。 他从动物天生有趋乐避苦的本能来论证人的本性是趋向快乐。但是，快乐有不同的区分：有的持久，有的短暂；有的强度大，有的强度小；有的在快乐之后灾难接踵而来。最大的快乐是精神快乐，但是精神的快乐也不是无止境的，它有一个限度，所以，快乐又与个人的节制、正直、聪慧，也就是道德相联系。 斯多亚学派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是官方支持的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典型地体现了集权制帝国的文化精神。它的创始人都来自东方小亚地区，其代表人物也与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来往密切，这就使其学说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 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涉及了逻辑学、形而上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其形而上学是目的论和泛神论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认为宇宙是理性，天地万物是一个有秩序、有目的和有智慧的完善的整体；另一方面，宇宙又是上帝，是万物的灵魂，是一切生命和运动的源泉，世界仅是上帝的肉体。在政治学方面，从人的本性出发，他们提出了“世界”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大同”的内容包括：大同的国家，大同的公民，实行大同的法律、大同的权利等。为了论证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他们又提出了天赋人权和天赋法律的观念，以及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至上的思想。与伊壁鸠鲁哲学把人引入个人的心灵平静不同，斯多亚学派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让人们承担起世界公民的责任。在伦理学方面，他们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以及这一整体具有统治目的出发，论证了人类的职责是认识到有理性的本性是真正的自我，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世界的意志，来实现最大的善和幸福。 新柏拉图主义是西方古代最后一个哲学流派，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他汇集了东西方一切宗教神秘主义，重新解释柏拉图的哲学。在犹太教“一神论”模式基础上，他主张世界的最高本体是“太一”，由“太一”依次流出了“理智”和“世界灵魂”，这是互为联系的三重本体。他的理论将希腊哲学中的科学倾向摧毁殆尽，为以后基督教“三位一体论”提供了哲学根据，也为罗马社会最终接受基督教铺平了道路。
总之，古典西方哲学从自然科学的哲学倾向开始，到兼具科学和政治学、伦理学的倾向，再到趋向于宗教哲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显示了西方古典哲学内涵丰富，也反映出古典西方文明在不断走向衰落。
四、对轴心期三种哲学体系的比较
对轴心期这三种文明的哲学体系如何加以比较，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应该找出各种文明的特性，只有找出特性，才能对不同的文明加以区别；其次，还要找出各种文明的共性，因为正是这些共性决定了人类所有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它们既具有共同的起源（如轴心期的共性），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可能；再次，在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时，我们不应该以某一种文明的发展框架为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来比较和评判其他文明，而应该建立一种类型学的方法。如佩里 • 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 对近代早期西欧各国出现的绝对主义王权做了类型学的研究，他一方面分析了绝对主义是西欧各国随着农奴制的瓦解、城市的兴起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而产生的共同现象；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绝对主义王权的状况也有所不同。在我们进行轴心期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起源的研究时，也要首先找出她们各自文明的特性和共性，然后用类型学的方法对这三种文明的哲学体系进行比较，从哲学倾向或者学科的分类上进行区分，找出它们的相同与不同。只有这样，才能跳出西方中心论或其他地区中心主义的框架。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一书中认为，影响各种文明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 根据我们以上的陈述可以看出，中国在文明起源时期主要建立了一个政治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政治哲学体系，因此，影响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政治。印度文明起源时期主要建立了一个宗教哲学体系，所以，影响印度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宗教。而古典西方的哲学既具有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倾向，在以后又发展了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倾向。相比较而言，西方古典文明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产生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一点显然与地中海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为古典西方发展自然科学的哲学倾向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可以说，影响古典西方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对此，黑格尔、布罗代尔、佩里•安德森以及许多西方的著名学者，都强调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对于古代和近代早期西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找出这三种文明的特性之后，让我们来寻找它们的共性。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哲学的共同点是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高度，都形成了完善的哲学体系。它们既表现了某一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倾向，又作为价值观念深深地植入人们的世界观之中。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对中国“天人合一”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体系有生动的描述。他说，中国人“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也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这样一种哲学体系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现实表现就是造就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有着多元文化起源的广袤地区，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体制来统一和融合不同的文化来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争斗局面？所以，中国人历来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太平的大一统国家。因此，中华文明的这一特性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得以不间断延续的基本保证。
印度宗教哲学中的“梵我同一”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它没有关注社会的政治结构，也没有追究人性善恶问题，而是探讨了人的生命轮回、精神解脱和怎样通过修炼到达极乐世界。这一体系与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结合并直接体现在人的行为上。在讲到佛教的时候，尼赫鲁曾经说：“这种持久的影响力不在于教条或哲学理论，也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佛陀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了欧洲……” 如果说，中国先秦时期政治的哲学体系建立起一个从认识天道，再到人性，再到修己和安人（为政）的现世的、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话，那么，印度宗教的哲学体系则建立起一个由于相信灵魂可以不断转世，因而使人树立起永久的希望和不断坚定补救决心的、期待来世和逃避现世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人的行为。中国政治哲学的趋向是外向的、现世的，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相结合，从而能使人的道德和国家的政治秩序在相互促进中都得到发展，并最终建立起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统一的政治制度。印度哲学体系的趋向却是内向的，它建立起一种苦行的价值观念，教徒们把受苦看成是他们的本分，并严格按照各种戒律行事。 这就用非暴力的形式从根本上维持了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而种姓制度的维护由于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严格对四个不同的种姓加以区分，所以，它从根本上排斥社会的巨大规模，而宁肯使社会维持在村社或基层自治的范围内。这是印度古代长期处于分裂和不统一状态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希望死后灵魂转世为更好的形态和等级，“施舍”成为古代印度“制度性”的善德。之所以说它是“制度性”的，是因为施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吃、穿、金钱，到房屋、土地、灌溉设施，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作为施舍物。实行施舍的从平民百姓，到富商国王，而施舍的对象主要是僧侣和寺院。这样，就造成了印度强大的寺庙经济。为了避免战乱的劫掠，商人把大量财富捐赠给寺院；农业人口也把土地依托于寺院来维持生产。 在孔雀王朝时期，实现了统一的阿育王为了对种族众多、信仰各异的辽阔疆域实行有效统治，大力扶植佛教，他本人也笃信佛教。他广建寺塔，扶植佛教僧团聚会，还把大量财物滥施给佛教僧侣和寺院，以至于影响了王室的财政收入，最后，不但使自己失去权力，而且在他死后不久，孔雀王朝就灭亡了。到了笈多王朝时期，实现相对统一的王权在北方实行土地分封制，分封又是以宗教性赐封为主，赐封的对象主要是佛教、耆那教寺院以及正在复兴的婆罗门教机构和教士。王权脆弱，连户籍都没有，王田也要分封，君主没有多少赋税。 总之，由于印度社会的宗教性质，寺庙经济的强大直接危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税收的基础，所以，印度的王权始终不强大，所谓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300多年的时间。即便在统一时期，王权的统治也是局部的，印度在古代从未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样，由于不同的哲学倾向，使古代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
在古代印度哲学中，除了宗教倾向以外，也产生了类似于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和逻辑学的科学倾向，这对印度以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关“数”的学说，对印度数学在很早就有高度发展产生了关键作用。考古学家发现，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先人就用灰燧石刻制了代表不同比例的立方体砝码，这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河流域的考古还发现了二进制和十进制的长度计量单位。 在吠陀文献中，有不少数学知识和几何图形的内容，这些知识被编著成册，称为《绳经》，显示出它们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绳经》表明印度先人认识了“无限”和“零”的概念，提出了勾股定理、分数概念，算出了2的平方根，列出了方程式和方程组。印度数学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后来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到了公元5世纪，印度数学的成就达到顶峰，代数、平方根、立方根、三角函数、圆周率等等都被发明出来。在以后的时代中，印度数学的最高地位继续保持。直至9至12世纪，尽管宗教和民族的冲突不断，仍有卓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不断产生。西方人到来以后，数学进步的脚步放慢。即便如此，在15至17世纪，印度在正弦、余弦、反正切函数的级数展开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计算机软件业异军突起，学界普遍认为并不偶然，它与印度文明中深厚的数学底蕴有直接关系。
在古典西方哲学中，最初建立的科学思想体系虽然是唯物主义和辨证的，但是，在认识论方面也具有抽象思维的性质，它为人类不断开启自己的认识能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从政治学方面来说，罗素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历史上的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希腊的全部思想来说非常重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反对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曾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在把波斯人赶出欧洲领土以后，雅典由于在伊奥尼亚拥有的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领袖。因此，在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哲学思想中，既包括斯巴达政治制度的雏形，也包括以雅典的制度为理想的内容。其次，希腊之所以产生了精美的文化和哲学，还在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因为，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哲学家的，哲学家需要依靠别人生产的物质财富过活。再次，希腊的哲学思想体系建立在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至于罗马后期所出现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前面已经谈到，它直接导致了犹太教的发展和向中世纪基督教的转变。
总之，通过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轴心期这3种文明的哲学体系进行分析，不但可以发现不同文明的不同特性，而且还可以探讨这些特性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说明，各种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时期就基本形成了，而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会对以后文明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006]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