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经熊笔下的宁波人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责任，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这是大法学家吴经熊自传中的话。这段深具宗教情怀的心灵忏悔之语，出于一个现代执法者之口，不禁令人穆然动容。从报上看到有人摘引这段话以后，我托朋友从宁大图书馆借来了吴氏的自传《超越东西方》，以一读为快。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自传，实际上是一部自传体的灵修著作，作者的宗旨在于表达他的宗教信仰和心路历程，200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也是把它收入“宗教与思想丛书”出版的。吴经熊早年就读教会背景的学校，18岁就领洗入基督教美以美会，38岁时正式皈依天主教。他从美法德留学回国后，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在上海当法官是在1927年到1930年，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声誉雀起，1930年秋改作执业律师，1934年辞律师业，此前即以立法委员身份参与草拟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由这样的人制订的。
读灵修书是需要宗教“慧根”和缘分的，愚钝如我自不敢作心领神会状。但读过《超越东西方》，觉得吴经熊不但是一位基督教信徒、法学家，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通才和智者。书中有一章题为“心智的漫游”，辑录他1936年到1937年的日记和发表过的作品中的片断，谈锋机智近于林语堂，而在涵义的深刻上或有过之，就对我有所启发的，摘抄数则如下：
“人生的艺术比游泳要难，比走钢丝、飞行和拳击要难，比雕塑、绘画、诗歌和音乐要难。然而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无需通过艰苦的自我训练和自我培养就能从事这一门大艺术。这就是有如此之多的半瓶醋人生艺术家的原因。”（论人生的艺术）。
“人生是一场戏。它可以是喜剧，也可以是悲剧——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演好你的角色，不管是什么角色。以前，我责备了受到的角色，……现在我发现了我的麻烦不在我演的角色上，而在于缺少演的精神。我的无知在于，以为要成为一个大演员，就得演有权者的角色。事实上，你可以很有力地扮演一个无权者的角色。”（演好你的角色）。
“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独立之上的相互依赖。”（论友谊）。
“中国和西方都一直在寻求幸福，但其方法有根本的不同。总的来说，我们东方人试图砍去我们的欲望，而西方人试图增强满足欲望的手段。”（寻求幸福）。
“中国文明是一间博物馆，西方文明是一个马戏团，印度文明是一座墓园。你因好奇去博物馆，你为好玩去马戏团，你为冥思去墓园。”（论文明）。
“西方人确实是幽默的，但我们东方人在严肃中有幽默。他们更深入认识快乐带来的悲剧，而我们却更深入了解悲痛中的快乐。”（论幽默）。
“检验一个人的幽默感的办法之一，是看在别人说他没有幽默感时会不会发怒。”（幽默的测试）。
“人的生命，诚如利希滕贝格所说，被分成两半；人们在前一半里向前望着后一半，在后一半里回头望着前一半。但存在着处于二者边界上的年月，在这里人既向前又向后望。他撕裂了过去，他浏览着将来。过去过去了，将来还不确定；于是他被迫返回到自身之中，探索他自己灵魂的奥秘。同时，不管他多么努力地想从世界中撤离，都仍听到了时代的浪潮经过他的头顶，以及远处宇宙海洋的喧哗声。他浸透了生命的悲情。”（论中年的悲情）。
吴经熊是宁波城区人，生于1899年，9—14岁在翰香学校念书，15岁进效实中学，两年以后就去上海的教会学校求学，从此远走高飞，但终其一生，对故乡一望情深，“不管怎样，我不能想起宁波而不带浓厚的乡情的，这乡愁部分由怀乡病、部分由童年的记忆构成。”年过半百之后，他在写于夏威夷的自传中就用很多笔墨抒写他心中的故乡，对我们宁波人来说，看看他这些概括的印象式的议论，也是饶有意味的。
他说：“宁波人不文雅，但他们很热心、诚实、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他们多从事商业和工业，少投身艺术和文学；但他们有头脑、繁衍力强，也许归因于他们大多以海鱼为食。……就我之所见，宁波人最好的品格是衷心热爱生活。上主创造了宁波人，而宁波人认为生活是好的。确实，他们是土的，太实在的；但他们从未忘记大地属于上主，大地所长出的一切，他们都当作上主的礼物接受。换言之，他们对生命的节庆有着良好的欲望，把它当作上主为了他们的欢乐而提供来的。我想，上主更喜爱这样的人，超过那些过分挑剔、仿佛是被请来判断上主所端之菜口味的人。宁波人之欢享生命的礼物，恰如美国饥肠辘辘的学童在享受一个热狗。”“宁波人有某种粗鄙不文、未经驯服的东西。他不柔弱怯懦，也不优柔寡断。他充满动物信仰，充满实际的常识。他是幽默的，尽管他的幽默多为实际的玩笑而非精致的故事。他与佳美的土地、土壤的气味相连。他以宇宙为自己的家。太阳、月亮、星辰、风雨、猫、狗、花、鸟，似乎在宁波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富有人性。它们好像是每一家的家庭成员。”“宁波方言听起来像最糟的爵士乐，但奇怪的是，尽管粗俗刺耳，其音调却终生难改，以致宁波人从不能做到说国语而不被听出是宁波人的。”
这些源于近一个世纪以前的概括的印象，用来描摹世俗的宁波精神，虽不中亦不远矣。而且，我感觉吴经熊所礼赞的宁波人的本性和生活态度，颇近于新大陆上的美国人，就此而言，我们的这位先贤实在是大大抬爱故乡同胞了。
二、张中行的一本“冷书”
张中行众多著作中，《佛教与中国文学》似乎较少有人谈论。我有此书的单行本，198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五万字，薄薄的72页。好像是出版不久就买来的，其时并不知张中行为何许人，因为《负暄琐话》还没有问世（要到1986年才出版），张先生尚未成大名。当年读这本小书，觉得说理、行文异常清晰流利，大有举重若轻之感，因此认定是出于高明之手，内心非常佩服。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张中行的著作。奇怪的是，其后张先生的文章大热时，这本小册子却一直不见重印，也不见有人提到此书。最近上网查看，方知1995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张中行作品集》，《佛教与中国文学》与《禅外说禅》一起收入了第三卷。张先生还写了“新版小记”，说明此书的来历。原来五十年代中期，锡兰（其时尚未改为斯里兰卡）编百科全书，其中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代为拟条目，佛学大家周叔迦委托张中行担纲，周先生说“内容无妨充畅，几万字也可以”，结果张先生据此写成却不合用，主编者希望他压缩成三几千字，张先生推辞了，书稿就束之高阁，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安徽教育出版社拿去出版成书。
《佛教与中国文学》正文有三章，一是“汉译的佛典文学”，二是“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诗、文、诗文评）”，三是“佛教与中国俗文学（变文、小说、鼓子词、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外加1984年出版前加写的“前言”和“结束语”。正文的写法是提纲式的，用的是举例的方法，条分缕析，读之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此书行文特别明快，语言不像后来那么个性化的斩截顿挫，就如启功七十年代为《红楼梦》题名时写的字，不如后来的一味瘦硬，喜欢的人也许更多一点。
四十年代后期，张中行编过佛学期刊《世间解》，他是以学者研究宗教，以思想者探究人生道理，并不是佛教的信徒，在他眼中，佛教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张中行的人生之道是“顺生”，“‘顺’是承认常识的评价，如生比死好，乐比苦好，现世的荣华值得重视，等等。……佛教则相反，是不承认常识的评价，总的精神是出世，抛弃现世的快乐、荣誉等，而追求现世以外的所谓涅槃境界。”在《佛教与中国文学》“结束语”中，张先生谈到对佛教思想及其影响的评价，他把佛教思想分为哲理的和世俗的两部分，“哲理的部分，其根本是对世间或人生的看法。他们主张出世，到彼岸以脱离无尽的轮回之苦，是因为他们感到世间无常，人生是苦。这对不对？我们当然认为不对。但问题是我们未必能够轻易地说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而只是承认，任何人都有随心所欲地‘看’人生的自由。这里是说‘看’，至于处理，那就会牵涉到别人，说人人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就不对了。……对于佛教哲理部分的根本，我们似乎可以安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对于佛教的由根本而生出的枝叶，那就要另行对待。这枝叶还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仍然属于哲理范围，即各宗派的证明其主张（人生是苦，应求解脱以灭苦）的所谓理。这所谓理，内容非常繁杂，我们不能也不必费力辨析；但是可以武断地说，其中有不少脱离现实的遐想，是为了先有的结论而勉强寻找论据的。一般人之所信是佛教思想的世俗部分。对于这部分，评价是简单的，明确的，因为内容的性质可以一言以蔽之，是消极和迷信。因为消极和迷信，它就会阻碍社会和个人的向前、向上的步伐。”
这是一个现代思想家对佛教的认识。此话讲于二十多年前，我以为，放之今天争相谈佛论道的时风下，实是清醒踏实之论。
三、今人何必赋古言
1982年，新华社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是用文言写的。当年大陆不作兴文言写作，加上“文革”之后，全社会语文水准普遍下降，廖信一问世，即被国人惊为典雅的美文佳作，一时风靡国内。现在来看，廖承志的这封信运用文言浅近流利，表情达意大方贴切，的确是大手笔，在政治套话流行的当年，让国人为之心折是很自然的。而台湾当局在语言运用上本就保留了很多文言成份，廖信文字是为了适应对方的语言习惯，于此也可见出海峡两岸国文程度的差距。
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大陆公开使用文言文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还不是一般的自然浅白的文言，竟有往艰深发展之势。今年清明，从报纸和网络上就看到不少赋体祭文，最堂皇华丽的当数陕西行政首长祭黄帝文。黄帝是每年此时都要祭祀的，祭文也就要逐年更换，大概因为赋体难作，机关笔杆子们未能当行出色，所以陕西省政府去年还曾发文向海内外征集祭文。
除了应景的公祭文之外，近年还时兴其他用途的赋体文。实际需求既源源不断，此道便成为一个专业性行当，有写手如四川的魏明伦，按需而作，待价而沽。有人则因爱好而每每敷衍成篇，出版了赋体文集，颇有喝彩之声。光明日报还发起“百城百赋”征文活动，以旧瓶装新酒，为地方大吏当下的治绩增光添彩，参加的城市间因此引出了一番竞争。好坏高下自有分教，姑且不论，总体上说，我以为这种赋文实在是形式大于内容，不折不扣是一种文字游戏。有一位我敬重的朋友也奉命为他所在的城市作赋，所作放在百城赋中无疑是上品，我读过之后，对这位朋友的才学多了一层了解，私心是极为佩服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此一活动价值的判断。一个城市出一篇赋，好坏全在执笔的人，这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实上这是文人个体之间的竞争，于城市并不相干。
中小学语文课一直教各体文言文，王力、吕叔湘等语文名家花了很大功夫编书、写文章，帮助人们学习、掌握文言文，但目的在于阅读，不在作文。建国后除少数精通旧学的专家如钱钟书、陈寅恪等人用文言著述，其他人是一般都写白话文，毕竟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风气。时下文言文某种程度上的“复辟”，与“国学热”、“复古热”有关，是不是说明如今人们的语文水平提高了呢？我看不见得。其实，人之常态是缺什么向往追求什么，文言文的受到推重，反倒说明现今语文的混乱和退步，就像有人对古体诗词的写作着迷，以致“老干部体”歪诗风行，文言文写作的情况也多少有些相似。百城赋我从报上看过一些，水平差别就很大，有的确是功底深厚的才人之作，颇有可观，有的则明显力有不逮，所作类似三家村言，集陈言滥调之大成，空洞无物，徒有其表，是骗骗外行人的。
当然，古今语文一脉相承，白话文也是从文言文过来的，熟读各体文言，对培养语感、扩充词汇、提高话言驾驭能力甚有助益，这是人所共知的。文言文可以作为白话写作的营养，但不一定要以之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语文，现代人偏要写文言文，总不免做作。现在的赋体文其实都不出广义的应酬范围，种种繁文缛节的应酬有无必要尚在可议之列，事实上，有文言功底的固然可以在这种应酬文字中显现自己别样的才具，怕只怕半通不通的也来凑热闹，不免糟蹋文言文而且误导读者，这就一无可取了。
四、同门师兄批评钱文忠
《南风窗》杂志今年第七期刊登了《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一文，作者葛维钧是1982年毕业的季羡林的研究生，比钱文忠学成于季门早了九年，为钱氏的师兄学长。
钱文忠在“百家讲坛”上讲“玄奘西游记”，葛维钧说他只听了三讲，却指正了四处梵文错误，“内容及于诵读、书写和释义等语言学习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则皆属基础性和常识性”。另外，钱文忠在接受央视某档节目访谈时有三处涉及梵文，葛维钧指出他全部讲错了。虽然梵文是只有少数专家掌握的语言，专家之间的指正驳难，孰是孰非一般观众难以评判，但葛氏逐一分析，似乎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且看钱文忠教授如何回应吧。
葛维钧的文章针对时下媒体对钱氏的“奇怪”宣传，厘清了几个事实。很多媒体称钱文忠18岁就跟随季羡林学习梵文，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甚至还有“钱文忠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岁以下的学者”一说，葛维钧指出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按照他的说明，“中国系统培养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而北大曾于1960年、1984年、2005年招收了三批梵文巴利文本科班。1960年班为季羡林、金克木亲授，其后两班由他们的弟子任教，钱文忠先出自1984年的本科班，并非季羡林亲授。季羡林本人招收研究生是必修梵文的，1978年以后，他共招收了五批九个研究生，钱文忠之后，还有三个研究生毕业。季羡林真正的关门弟子，其实是那位以印行《传世藏书》而发财，最后突然倒塌不知所踪的“文化大亨”刘波——他是2000年毕业的。所以葛维钧说，“钱文忠与季羡林的师生关系，仅仅发生在研究生阶段”，而“目前中国的梵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从60余岁到20多岁不同年龄级别的基本不间断的工作梯队”。这个情况一摆，媒体的吹嘘便不攻自破了。
言过其实乃至无限拔高，是时下人物宣传的惯常现象，客观上往往因此陷宣传对象于不义，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暂且认定钱文忠被动接受宣传而言，但事实却未必是媒体的一厢情愿，葛文最后一节谈到钱文忠向季羡林磕头拜寿的“真实原因”，就有对钱氏的诛心之论。跪拜的镜头自然不可能是央视偶然拾得，非有事先的共同策划不可，此一镜头在央视“小崔说事”栏目播出后，曾引起普遍争议。葛维钧认为，这种个人行为在私下发生固无不可，而钱文忠希望借强大的视觉冲击，在公众面前把自己与季羡林的亲密关系定格下来，“意在暗示衣钵授受，学术传承”，这是全不可取的。他的这一批评恐怕不能说不实，不过，公开播出不合时宜的跪拜镜头，央视该负主责，钱文忠只是过度利用了媒体。
梵文本是极冷门的学问，钱教授通过在电视上讲玄奘西游记并结集出书，把它炒成“显学”，引起公众的兴趣，也许可以说是他对这门学问的一大贡献，但他因此更有责任让公众接受正确的梵文知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竟让同行捉住这么多错讹之处，看来他的讲学至少不够严谨。至于他跟季羡林的关系，实在不必强调过头，所谓“名师出高徒”也只是有此一说而已，到底高不高还要接受公众至少是同行的评议。带有排他性的强调师承关系既有悖事实，自必引来同门反弹，自己难堪不说，其实对为师的也是一种伤害。葛维钧说季先生向来慈爱谦和，“从不要求别人对他有任何形式上的礼敬”，而钱文忠跪拜季羡林的镜头一上电视，给季先生招了多少骂啊！垂垂老矣的季先生在过于活络的弟子面前似乎成了一具木偶，着实让人同情。
五、书香门第
最近，有一本书甚为引人注目，它就是美籍华人女学者金安平写的《合肥四姊妹》。
所谓“合肥四姊妹”是指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个亲姐妹，她们是晚清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大将、官至封疆大吏的张树声的直系后人。四姊妹外貌清秀，内在聪慧，能文，擅书画，谙昆曲，在当年的文化圈中颇负才名。据说在张家父亲苏州办的学校教过书的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叶先生基本上是言中了，四姐妹嫁得好，且都是“从一而终”，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演员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的是语言学家周有光，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小妹张充和嫁的是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大姐、小妹早就迁居台湾和美国了。留在国内的两对，张允和与周有光相偕高寿——现在张允和已先周有光而去。而沈从文与张兆和却经历了诸多磨难，在《从文家书》后记中，张兆和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不知道。”她承认自己对沈从文并不理解，至少是并不非常理解。名人夫妻间能说如此真话的很少见，我很佩服张兆和先生的诚实。他们夫妻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张兆和的努力追随时代与沈从文的落伍挨整形成强烈落差，当非通常家门之内的矛盾不合。
《合肥四姊妹》的出现，迎合了现今社会兴起的一股崇仰与追怀过去书香门第的时风。除了张家姐妹，无锡钱氏、义宁陈氏、新会梁氏、德清俞氏等等文化名人世家也为时人津津乐道。近来《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的出版，使叶氏一门的“诗书继世”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兆言对书香门第的话题却是别有所见，觉得“这是个怪怪的说法”。他认为，晚清以来，社会变化迅速，哪怕是同代人，只隔了十年，也会觉得早他十年的人学问很高，前辈很厉害，因为人总是敬佩自己没有的东西。他还说，过去的书香门第是垄断了教育机会，有钱的家庭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想学的人，而不是有家庭背景。在他看来，现在好多人怀念过去的书香门第，其实是焦虑为什么现在不如过去？其实过去做学问的人很多书都没机会见着。现在大家出现得不如过去多，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可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我觉得叶兆言的看法还是比较通达的。书香门第是启蒙年代之前的产物，教育普及以后，现代人学识养成主要靠学校、社会，而不是靠家庭。晚近书香门第出来的名家，如钱钟书、陈寅恪等人，主要接受的还是良好的现代学校教育，包括留洋的教育，他们了不得的是学问上的见识和判断。家庭影响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某些趣味和爱好，这在他们当是学问之外的余事。而“合肥四姊妹”为人仰慕的恰恰是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诗文书画昆曲之类的特长，现代人拥有当然是好的，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责编 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