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3篇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 ?1986合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召开在反山的西部发掘了660米共清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11座出土各类文物12001986年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
?1986合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召开在反山的西部发掘了660米共清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11座出土各类文物1200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先生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1987年又在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发掘了12良渚文化大墓出土各类文物707件组
良渚遗址考古历程
•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
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镇一带分别对良渚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遗址进行了试掘，并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施昕更先生
的发掘成为良渚遗址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发端。•1959年，夏鼐
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1963年春，浙江省文管会在安溪苏家村遗址西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00多平方米。与此同时还调查发现了黄泥口、扁担山等遗址。•1981年，对吴家埠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共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8座，良渚文化墓葬20座。这是良渚遗址群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86年，为配合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召开，在反山的西部发掘了66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11座，出土各类文物1200余件（组），并且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图案。•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先生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1987年，又在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发掘了12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各类文物707件（组）。除此之外，还揭露出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
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
祭坛遗迹。•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反山东侧莫角山
遗址的发掘，我们认识到这一面积30万平方米、相对高度10米的
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营建的大型台基。•1988至2001年
陆续对庙前遗址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850平方米，使
我们较为全面的了解了良渚遗址群东部（良渚古城郊区）的一处村落
遗址的面貌。
•1991年，
在西去反山仅2千米的余杭瓶窑汇观山上，又发掘了一座与瑶山相
类似的祭坛和4座良渚文化大墓。
•2003〜2005年，
对瓶窑卞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清理了较
大面积临水的木桩遗迹以及66座良渚文化墓葬。
•2006年，余杭瓶窑葡萄畈遗址发现类似城墙的遗迹，
以此
为线索，经过2007年近一年的钻探调查与发掘，最终发现并确认了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
渚古城。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田野
考古二等奖、田野考古一等奖。•2007年以后，对良渚古城进行了
持续10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最终确定良渚古城是一处包括8平方公里范围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
达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系统。尤其是2009年至2013
年，在古城西北部陆续调查发现岗公岭、老虎岭、秋坞、鲤鱼山、梧
桐弄等10条水坝，它们与良渚古城北面长约5千米的塘山水坝共
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测年约距今5100〜4700年，2015年对老虎岭、鲤鱼山进行了试掘。2016年，水利系统的调
查和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田野考古一等奖。良渚古城以
东30余公里的临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也有重要收获。•2008年至今，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玉架山遗址发现了由6个相邻的环濠组成的良渚文化聚落遗址，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2009~2011
年，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的茅山南麓发掘揭示出了一处典型的良渚
文化中晚期山前聚落遗址，居住区和墓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外围为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反映了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
经济。
篇二：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
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座墓中计出土3200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500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远古时期最先进的水平
良渚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所处历史阶段
耿健钢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镇，1959年命名，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社会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存在年代距今5300—43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是由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渐次发展而来，到良渚时期有了质的飞跃。过去一直把良渚文明看作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文明，但近几年考古不断有新发现，我们应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一、良渚的经济文化水平1．农业良渚的经济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和渔猎。生产水平显著高于其它地区。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石制工具磨制光滑，做工精巧实用。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出土的石器还有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耘田器等的使用，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除稻谷外，还发现了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等植物种子，品种之多为夏商以前罕见，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中原地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由此可见良渚的生产水平处于领跑地位。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
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100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江下游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迅猛，出现了国家的雏形，比中原地区早了四、五百年。
2．手工业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良渚的手工业生产全面而又发达。有纺织、竹编、木器、制陶、和玉器等。麻布经纬分明，密度和现在的平纹麻布近似。而且有家蚕丝织成的丝织品陶纺轮和骨梭等纺织工具数量很多，可知当时已有社会分工专门生产。出土的丝织品残片，是先摷后织的，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这块距今4700—5200年的丝绢堪称“世界第一片丝绸”。王遂今先生（《吴越文化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等论证，“丝绸之源”起源于长三角，上古黄河与西北是从河姆渡、良渚等江南丝绸文化北传过去的。竹编出土200多件，有竹篓、竹篮、竹席、蓬盖等，竹篾光洁细薄，纹样有十字纹、人字纹、梅花眼、菱格纹，做工精致，编扎紧密用“辫子口”收口，与现代相似。木盆、木桨、木杵、木锤等工艺达到相当水平。制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度。有黑陶、红陶、彩陶。还发现了漆绘陶，器形多样。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1—2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玉器的水平更是空前。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5000年前的王者之器，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与原创性的玉琮、玉璧和玉三叉形器等三件玉器，在良渚玉文化产业园开园日正式被命名为“中华玉”。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玉器；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尔雅》记载“璧圆象天”，其形制涵括了“天”与“日”两个概念，是日、月在天上绕行轨迹的物化表现；玉三叉形器也为良渚文化独创的玉器器形，是男性显贵者头部冠帽上特有的礼仪性装饰，其独特的造型，以及神人兽面图像的琢刻，充分显示出其别具一格的抽象化与象征性意义。同时这些玉器还是象征特权的礼器，表明阶级统治的形态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8县市，就有20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7座墓，出土随葬品共677件，其中玉器就有500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座墓中计出土3200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500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远古时期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也远远超过晚了数百年的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水平。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2．良渚文字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早期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传说伏羲创造八卦、文字，而在黄帝时代仓颉造字，文字愈加成熟。一般认为，甲骨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系统完整，被称为“最早的汉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卦象符号（距今8000年左右）和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距今7000年左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但因为不是系统性的文字，而只被视为“刻划记事的符号”，没有被业内接受为文字系统。这些符号可能已具有了某种表达语言的功能，但不代表符号就能成为文字，更无法与甲骨文这种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做同类对比。就其年代而言，和传说中伏羲创造八卦及文字能吻合。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目前发现的在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较为集中。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2013年7月，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在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大量刻划符号（距今5000年左右），经有关专家论证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也有专家表示对于良渚此次考古发现，从考古层面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和早期汉字没有什么可比性，它不是汉字的前身，和甲骨文不是一个系列。
坚持“符号”说的学者认为，石钺上符号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似乎还没有人能参透。“甲骨文和汉字系统是一脉相承的，它是成体系的，而一种文字要能成体系，必须有音可读、有形可释、有意可解，从这些条件来看，平湖的庄桥坟出现的这些符号，不能构成文字系统。”然而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这证明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在那时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
前一种见解显然只承认华夏大地只存在一种文明，而笔者认为，殷商甲骨文是延续了黄河流域文明，并最终演化为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良渚文化是长江流域文明，因其后来神秘消失，部族迁移，已经失传。顺着现代汉字追根溯源，当然读不懂在当时属于不同部族的文字。甲骨文还不是最早的文字，之前还有蝌蚪文，传说是夏禹发明的文字，又分上古蝌蚪文和先秦蝌蚪文。专家认为蝌蚪文是一种象形文字；而楚国鸟虫文一度传说有万年，但实际没有那么早，但它的起源至少也不晚于甲骨文。中华古文明有多个不同源流，只是最终甲骨文演变成现代汉字，其它文字相继消亡了。
而在世界范围，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已经诞生，后来也没有传承。使用楔形文字的是苏美尔人，而苏美尔人是典型的中华萨姆人。西方历史学者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时，我泱泱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近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还埋在地下；创造文明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两大文明无论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金字塔）建筑、烧制陶器、农耕浇灌系统都与中华糯民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而闪米特人其实就是中华石头母亲崇拜的“石（萨）姆”糯民。楔形文字经长期研究破译成功，得到承认，如果也有人能潜心研究，有朝一日破译良渚文字，并非没有可能。特别巧合的是，皇帝时代仓颉造字的时间就在良渚文化衰落后不久！不难推测，黄河流域的黄帝部落与长江流域的良渚发生大规模战争，并最终成为天下共主。这与良渚文化在这一时间段神秘消失有什么内在联系暂且不论，南方的文字对迫切需要提升文化的黄帝部落必定产生刺激，当然就成为“造
字”的契机，对中原地区原有的刻划符号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早期的汉字。所以良渚的文字系统是真实存在，只是不属于后来的汉字系统。它的消亡是中华民族文
明史的重大挫折。
3．良渚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据中央电视台和江苏卫视报道，考古发现，在苏北泰兴发掘一批5000年前的墓葬，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特征。这一发现把良渚文化的实际控制区域向北推进300公里，在考古史上有重要意义。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有人认为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战争和部族迁移等因素。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埃及最大金字塔底座为5.2万平方米，时间接近），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4．良渚的社会形态通过生产水平、玉器形制和墓葬发掘等情况分析，专家认为良渚晚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接着又在12号大墓出土了“琮王”，其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自然村落众多，房屋建造具有一定规模。尤其良渚古城的发现，规模、布局显示出王城的气派。墓葬发掘最能反映经济水平，黄河流域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末期开始，私有制诞生。随葬品多少的悬殊，反映了社会贫富的悬殊，反映出了阶级分化社会进程的轨迹。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已经反映贫富日趋悬殊，男性取得了社会的主导地位（稍前的马家浜文化依然是女性地位略显优越）。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已经进入阶级对立、神权确立，统治者拥有军队，具备了国家的职能。奴隶殉葬更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吴县张陵山早期良渚文化遗址中有殉葬陶器和三个人头；铜山丘湾石社遗址中有20多具活埋奴隶的尸骨。1987年上海清浦福泉山发现的奴隶殉葬墓最为典型，墓主有木质葬具和随葬玉器陶器，一殉人呈跪倒姿势；另两具人骨双臂在后，面朝上，呈挣扎状，是典型的奴隶被迫殉葬的实例。这表明阶级分化已经形成，奴隶制已经确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
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像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5．良渚古国2007年，在面积为3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内发现一座面积为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存在年代在良渚文化晚期，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在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物件和人骨，经分子鉴定确认，良渚人是骆越后裔。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2011年3月19日新华网记者冯源发的电讯稿称：“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2011年3月23日浙江文化信息网发表的《良渚古城考古的新进展》一文称：“通过对四面城壕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各地点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以鼎、豆、圈足盘、实
足鬶、袋足鬶、宽把杯、罐、大口缸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实践经验，陶器的一期相当于绝对年代100年，两期相当于200年。从已公布的古城废弃年代2300BC往上推200年就是2500BC，这与新华网电讯报道的良渚古城墙测年数据吻合。或依照文中公布的考古事实，即陶片的年代都在良渚文化晚期，而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晚期”存在共识：其所当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综上所述，良渚古城的绝对年代上限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已经倾向于是公元前2600年，甚至更早。如果这是古城的存在年代，则始建年代当早于这个年份，与古埃及第三王朝出现的金字塔同时，良渚的鼎盛期略早古埃及第四王朝胡夫统治时期。
古城遗址的发掘反映了部落战争和政治的历史进程。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地理现象，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或“防御文化”。从目前发现最早的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距今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雏形城市”。圆形，最大径180米，面积约34500平方米，初步形成城池的雏形。城内建筑基址多有奠基坑，遗址面积大、堆积厚，是豫中地区为数不多的经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见证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已具相当规模。有人称这是黄帝都城，但黄帝时代要晚于这个时间段，和良渚古城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黄帝有熊氏部落基本吻合，不妨看成这个部落早年的发祥地。
良渚文化与西山古城年代相仿，城池建成时间略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但古城规模宏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是西山古城的84倍多，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周边还有面积为3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玉琮等象征权力的物件和墓葬随葬品发掘表明，良渚已进入阶级社会，良渚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国家形态。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
这个发现说明，古史记载以中原地区为正溯，对长江流域的记载严重缺失。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文化的具体表现是：藉各种寨堡、沟洫、障壁、栅栏之助来防卫居住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氏族和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当良渚古城这样大规模城池出现，意味着部落联盟的战争已经演变为国家之间的战争，早期的国家已经出现。
而上海考古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根据出土的大型礼器确认，这些礼器是王权的象征物，良渚文化的不断发掘证明，太湖流域已经形成国家。
这又表明，中华大地上夏王朝之前的文明以良渚文化为颠峰，并创造了早于五帝时代而比五帝时期更辉煌的成就，却由于种种原因湮没了，没有被继承下来。
可以充分肯定，中华大地上在夏之前，曾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王朝，尚在黄帝时代之前，其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中原地区的尧舜时代，只是它不在中原，和中原文明并非一脉。同时可以确信中华文明至少可追溯到距今5300年，却在4300年前消亡，黄帝王朝诞生。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考古》文化部文物局安金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文物与考古》杂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沈起炜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月《良渚古城考古的新进展》浙江文化信息网百度词条《三皇五帝》《良渚》《吴越文化史话》王遂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勾吴渊流》，作者刘侬，原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一期
篇三：良渚街道面积基本情况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文化命名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
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1936年5月，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见过，乃于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带回杭州，请董聿茂馆长鉴别。董认为这些陶器年代很古，说不定是个重大发现，支持他进一步发掘钻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10余村，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到遗址考察。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馆出版。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中止。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经董聿茂呼吁，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
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南的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浦口营盘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遗物。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龙形玉饰件。这两条龙一条是"抬头
龙"，脖子是往上抬的，另一条则是"俯首龙"，龙头是往下弯的。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
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丝织品残片，是先摷后织的，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这块距今4700—5200年的丝绢堪称“世界第一片丝绸”。王遂今先生（《吴越文化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等论证，“丝绸之源”起源于长三角，上古黄河与西北是从河姆渡、良渚等江南丝绸文化北传过去的。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历史时期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陶器时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
的器物群。文化分期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
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生活用器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
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
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
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1936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
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100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
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1—2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8县市，就有20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7座墓，出土随葬品共677件，其中玉器就有500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
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座墓中计出土3200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500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良渚玉器及纹饰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
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200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2015年,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雄伟异常,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m,控制范围达100多km,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其地势低洼,沼泽满布,水草丰盈,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天目山系
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此外,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不具备行船条件,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方便运输。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营造生存环境,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即工程材料的制备。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草裹泥”技术,即先用淤泥堆筑,外裹黄土。这些土并非散土,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然后码成坝体,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地理分布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
上海东、苏州、常州、绍兴、宁波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良渚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于1936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有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
茅屋复原·良渚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大的遗址，位于今杭州市西北25公里，该遗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土层厚达10.2米。大土台上还有三个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南为乌龟山，北为小莫角山，东为大莫角山，整个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谓的“土筑金字塔”。而在这个大土台上，现已发现有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迹，是当年大型建筑的遗迹。而紧邻莫角山遗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遗址墓葬群这一所谓的“良渚王陵”。
此外，在“莫角山遗址”之外的太湖周边地区，还分布着“青浦福泉山遗址”（残留之人工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武进寺墩遗址”（残留之人工土墩高约20米，直径约100米，遗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等诸多建有所谓“土墩金字塔”的大型聚落遗址，而这些以“土墩金字塔”为其特色的中心聚落或日“没有经典城墙的城市”则连同其附近的中小聚落一起构成了4800一4500年前整个东亚大陆上聚落密度和人口密度都最高的古文明区。在这个遗址群中，今人也同样发现了类似“大汶口陶尊文字”的所谓“良渚文字”，以及各种体现了复杂逻辑思维能力的繁缛神秘之抽象图案。对于这么一个远在西元前3千纪前期就已经拥有了原始文字、原始城市和超高密度人口的古聚落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这究竟是一支脱离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史前文明”，还是一支真正属于中国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显然，鉴于前例已经证明，“地名干支密码”对“前龙山时代”的“九黎”地区同样适用，我们是不难就此直接找到答案的。事实上，无论是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震泽、漕湖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具匾泽、踌陂、苞山、御儿、楱李城、句章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这个著名的良渚文化“古国”之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中国“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一位“陬（子）”为其守护神的古老九黎语部族。
良渚文化时期的“王陵”——反山遗址。反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偏西部的中心地区，其东南就是著名的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其余都是低洼的农田。反山的海拔高度约10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高出地表约4米。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深挖洞”的高潮中，当地村民曾在反山南部挖了两个小型防空洞，其中偏西的一个
出土了不少石器、玉器等，另一防空洞距反山最重要的大墓——反山12号墓南端仅50厘米。1985年，原长命乡（现属瓶窑镇）一企业的厂址选中了反山，厂区北围墙建在反山顶部北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于1986年5月8日正式进驻考古工地，次日便开始了考古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的“西险大塘”——塘山遗址。塘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西北侧，是一条东西向的土垣，全长约6．5公里，宽度约在50-70米，高约3-5米不等。从1996年底到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塘山卢村段和猫耳弄段进行了多次试掘。1996年底首先在卢村段进行了试掘，在30平方米的探沟内发现了玉器残件和石质加工工具。1997年4-6月，义在卢村和猫耳弄段进行试掘。卢村段揭露面积100平方米，探明良渚文化堆积被战国层叠压，在良渚文化层堆积内出土了100多件石质制玉工具、玉料和玉器半成品，清理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座。
代表文物编辑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间有圆孔，外周有饰纹。《周礼》中记载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故玉琮被列入中国传统的玉礼器“六器”之一。良渚文化玉琮出现最晚，但数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样，几乎每件都有纹饰，制作极为精美，为迄今所知新石器时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艺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饰组合也很丰富，造型新颖别致。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为坠，上饰神徽图案，显然是高等级的装饰品，其主人应是氏族的首领或贵族，还有一种奇特的玉冠状器，形似神人纹头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饰神人纹，也应属于图腾或宗教意义的礼器。十二节玉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通高31cm，十二节玉琮大端边长7.5×7.5cm，小端边长6.5×6.4cm。玉琮本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以12节简化的人面纹为饰，每节均以棱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间部分雕
琢一符号。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后世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
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刻有符号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为玉璧与玉琮，但数量不多。有人认为这些
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故宫博物院藏品。神人纹玉琮王高8．8厘米外径17．6厘米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现藏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迄今良渚神人纹玉琮王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纹饰是人面与兽面的复合形象，是良
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图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体系。良渚博物院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92年良渚文化博
物馆破土动工，1994年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从此承担起传承、发扬良渚文化的光荣使命。博物馆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主楼建筑分上下两层，屋顶顶角以良渚文化典型玉器——玉‘琮’为造型，使整个建筑既融入了良渚文化元素，又显得古朴别致。）
现良渚博物院位于余杭区良渚镇美丽洲公园，隶属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是一座良渚文化专题类的考古学文化博物院，于2008年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院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4000多平方米，内设3个常规展厅、1个临时展厅以及文物专用库房和为公众开放的休闲场所等功能区块。
良渚博物馆建筑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设计，以“一把玉锥散落地面”为设计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子”。整个建筑凸显简约、粗犷、厚重、大气的特征，注重景观与自然的结合，在依山傍水、野草凄凄的景致中，置于蓝天白云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和。建筑外墙全部用黄洞石砌成，远看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院内穿插设计了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运用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点缀美人靠等建筑小品。
良渚博物馆基本展览总主题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时期文明中的地位。展览设计理念是：雍容华贵、高雅亲和。展览力求创新陈列理念、合理运用先进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专业元素，使博物院成为一座可观、可学、可触、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馆。在三个相互联系又独立的展厅中，分别陈列“发现求真”、“良渚古国”和“良渚文明”三大内容，另外在第一展厅和第三展厅中分隔出前厅和尾厅，作为导引和结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标是：成为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陈列展览中心、学术研究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普及宣传中心、旅游服务中心、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和优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第二课堂。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渚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失手。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部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
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
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消失之谜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在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入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如今高摄氏
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
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渚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立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
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
良渚文化的玉矿在哪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但至今还存在的疑点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近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
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历史意义良渚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诞生于距今5300年
至4300年之前。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
的良渚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国境内的五千年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的圣地。
遗址申遗2012良渚论坛2012年10月27日，良渚遗址遗产阐释展示专家咨询会在杭州余杭良渚举行。来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和省市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展示设计等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为良渚遗址遗产保护、展示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把脉出招、建言献策。良渚遗址作为中国史前良渚文化，是中国境内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和2006年，良渚遗址两次进入中国政府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预备清单，2012年被第三次列入预备名单。良渚遗址申遗2013年，完成核心整治区和安置点征地拆迁、土地流转工作；2014年3月，正式向国家文物局提交良渚遗址申遗提名文件；2014年9月底前，提名文件提交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预审；2014年基本完成遗产监测体系、展示设施建设；2015年1月底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递交申遗文件；2015年6月，接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现场评估；2018年6月，力争在联合国世遗大会上表决通过。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专家评说有位作家曾经赞美到：“良与渚的组合，即是美好的水中之小洲！如一首优
美的诗，似一幅清丽的画……也许是因了她的美好，才逗引史前时代的先民们在这里落脚；也许是因了先民们的耕耘开拓，才使这儿有这么美好！”
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今这片美丽的绿洲上面，仍是青山绿水、红花金谷。但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远远不及在地层下埋藏着的、良渚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无数宝藏更具有价值。良渚就像一位身穿绿衣就插红花的美貌少女，怀抱着许多无价之宝，沉睡了四五千年。直到六十多年前，后人才将这位熟睡的病人唤醒。从此，良渚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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