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国的山东农业在建立推广机构和团体,推广良种种植,促进使用化肥农药和新式农具,改进与推广人工灌溉技术,改良土壤,倡导采用栽培新技术和新农艺,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等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改进措施,对传统农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经济出现了现代化的萌芽。但是由于时局动荡,资金匮乏,山东的农业改进的成效甚微,加之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没有可能对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变产生质的影响。
清末的山东,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和农产品的需求逐渐发生变化,由此逐步带动和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到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这种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向更加明显,除了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等现代化迹象进一步发展之外,对改造传统农业必要性的认识也出现了重大进展,从原有的以农立国出发就农业看农业的境界,发展到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互相依存的境界,从农业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农业应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相适应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西方的农业科学和技术被逐渐引进和采用,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农业逐渐出现。这些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和思想认识,不仅成为山东民国初年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而且延续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于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和广度都是极其有限的,对农业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初步和微弱的。
一、清末、民国的农业改进
近代山东农业改进起始于清末的戊戌维新和“新政”时期,当时政府和民间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改良传统农业的重要性,逐步输入和传播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知识、地方政府也开始推行奖励农桑的政策、设立农事试验场与农桑会,在农事机构的改良、国外良种的引进、化学肥料及新式农具的试用等方面不断进行农业改进和推广, “农业近代化的进程也由此开始启动1”。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改造传统农业的认识更加提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也日趋全面化和制度化。在政府的倡导、西方的影响和民众的努力下,从改良、引进农产品种和生产工具两个方面展开了农业耕种技术的改良。在国民政府农业试验改良机构倡导组织下,以良种推广为核心的农业推广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一切,对传统农业的改良和近代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成立农会,建立农业合作社
山东从事农业改良的主要机构农会(农桑会)起源于戊戌变法时期,发展于清政府推广“新政”之后。1908年山东设劝业道,正式饬令各州县设立农桑会,此后各地农桑会相继设立2。后改称农务会,各县农桑分会相应改组为农务分会。地处鲁中的临淄县也在1920年设立了劝业所专门管理农业3。这些农业机构大部分由地方官约集绅民组成,经费由州县筹措,或依靠捐募与地方公产收入,其业务主要是研究地方农桑树艺,推广地方农业改良。农会当时兴办的推广事项集中于劝导农户试种美棉、分发桑苗、植树育苗,垦辟荒地等方面。就山东地区而言,当时农会对促进地方农业改良,改变传统农业的闭锢状况,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不少分会为地方劣绅所把持,形同虚设,丝毫不问农事的情况。正如1911年山东咨议局通过的“议决整顿各州县农务分会案”中列举的当时农会存在的弊端:“腐败绅士不躬亲田亩,安知农务事宜,一旦派充总董,亦不组织各地农界会员议定分会规则,平时也不召集开会研究,旷职尸位,适成会中阻力”,“劝业道每得改良农林蚕业新法及各色树种,均札发各农务分会而总董往往视为具文,任意压搁,并不开会分布,以广推行,安有效力”显示农会的作用十分有限。早期农业推广,因无适当组织配合,推广机构与单个农户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从20年代末起,山东地方政府为挽救农业生产衰落和农村经济破产的不利形势,在组织农会的同时,把组织农业合作社也作为一项主要政策,在农业推广区倡导推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山东的农业改良机构就往往与农村合作组织携手,通过合作组织在农村合办原种圃、特约农田,而农户则由合作组织介绍贷款,通过合作社领取良种,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成为农业改良推广的重要形式5。”合作社的主体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除产销合作外,在社员中推广良种与技术是合作的一项基本内容。从30年代起,山东建设厅为了加快推广改良美棉,保全繁育优良棉种,就先后派员到各地组织美棉产销合作社并与中国银行订立合同,前往贷款、轧花。各地试验农场在从事农业推广之时,也多与推广区的合作社携手,以合作社为联络纽带,藉以组织安排良种发放、技术宣传指导等事宜。农业合作社的成立,密切了推广机构与农户间的联系,技术推广由合作社协调安排,产品由合作社统一运销,这样一则使农户易于招集,农户推广面可以相应扩大,二则使农产品通过分级收购,劣种淘汰,良种保留,既为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可靠的种源,同时也延缓了良种的退化。另外合作运销还相对减少了商人的中间盘剥,使改良品种可获较高收益,从而扩大了良种和技术改良对农户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良种与化肥的引进与推广
近代华商企业为了就近获得优质工业原料,英、美、日等国工商垄断资本为扩大口岸农产品原料的出口资源,都热衷于在土地肥沃的山东引种分发农作物良种,特别是经济作物,开启了山东良种的引进和推广的先河。在近代农业的良种推广中,改良和引进的品种涉及棉花、小麦、花生、烟草、禽畜、林木等,其中经济作物良种推广比重远大于粮食作物。以棉花为例,山东棉花良种的推广在清末民初基本以直接引种美棉为主,推种方法比较简单,属单纯性推种,即输入种子后,一般不经驯化筛选便行分发,推广后缺乏选优去劣手续,以致数年后品种逐渐混杂和退化,与地方品种相比优势已不甚明显6。1903年,山东创立农事试验场,地址在济南七里堡,场地约180余亩,主要工作为研究天时,化验土质,测试肥效,选择良种,研究作物的耕耘、收获等方法,试种国外引进的谷物、瓜果、蔬菜及棉花等7,用以具体指导农业技术推广。到二、三十年代,各地棉业试验场成立后,推广方法开始逐步有所改进,改良棉种推广前,大都先在推广区做地方适应性试验,并重视纯系育种工作,等获得纯系良种后才开始推广,从而保证育成品种的产量、品质,推广时易为农民所接受。在种植中也开始重视建立棉种纯种区,加强指导,以防止棉种混杂退化。棉场指导的方式通常实行特约农户制,即向棉农分发或贷发棉种时,与棉农订立合同,规定不许领而不种或兼种其它棉种,而棉场则负责进行巡回指导,籽棉收获后,由棉场按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集中轧花,棉籽留作下年推广之用。此外,棉场还在棉区开办了若干经济农场和示范棉田,派技术人员常駐指导,就地繁育大批纯棉良种,留备大范围分发推广。与此同时,棉种推广开始逐步与技术指导、资金借贷、合作运销、集中收买轧花相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曾一度把增加农产品出口作为一项政策,倡导奖励种植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如1915年山东公署劝业道颁布的植棉奖励条例规定,凡种植美棉改良品质者,每亩棉田奖励银30文,按改良方法种植普通中棉,每亩奖励20文。这种农业政策对农业推广的取向起了相当的作用。经过10余年的连续推广,山东美棉良种的种植比例大幅度提高,棉花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所及,一些原先不产棉的地区陆续开始种植棉花8。与此同时,这一地区化肥的试用推广,在近代也显露端倪。传统农业施肥主要是厩肥、人粪尿和豆饼等农家肥。1906年,山东农事试验场自日本购进化学肥料十数种,逐一试验。大约同期,德国洋行也投入资金和人员,在山东各地推销硫铵肥和磷肥。为了推广销售,他们编印浅显易懂的说明书,连同一定数量的化肥免费分发给试用农户,同时派人分赴各地,宣传介绍化肥的使用方法和效用,然后再择地进行大范围推销。到1910年化肥的销售与使用范围,已从烟台、济南周邻农村扩展到胶济铁路沿线和运河沿岸的部分乡村及经营农场。当时化肥不仅由国外购进,山东也有多家工厂能够制造。1905年,济南济农公司曾依照美国新法制造肥料,起初无人问津,后减价出售,有的农户试着买来中种植小麦,效果好于农家肥,自此购买者“渐形踊跃9”。这些事例说明,尽管这一时期化肥的使用尚不足以对改良当时农业产生大的影响,但无疑为后来的化肥大量推广开了先河。
(三)水利灌溉技术革新
山东春秋两季干旱缺雨,不利于小麦和秋禾的生长,在无河渠可资利用的地区,凿井灌田不失为当时抵御干旱的一项有效办法。早在清末民初,各地农民即在农会的倡导下,开凿灌田水井,发展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20世纪初,大量的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区也开始发展人工灌溉,不仅农会有人倡导凿井开渠,而且劝业所也派出人员专门指导凿井事宜。当时所凿水井多为土井,挖凿工费较省,一般在50元左右,提水用具大部分使用传统手摇辘轳或桔槔,一天约可浇地3-5亩。另外,这一带还盛行二个水斗的“水鸳鸯”辘轳,提水时实者上,虚者下,省去空放水斗的时间。1909年临淄县出现了第一部水车10,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水车使用的水井多为砖井,井筒比土井略粗,以便于水斗上下。砖井每眼工料费约50—100元,提水工效比土井辘轳高三四倍。旧式土井,井筒浅、水量少、水质差,若用水车提水一汲即干,而且井壁容易松裂坍塌。因此,开凿砖井和新式钻井,以水车或压水机代替辘轳,成为当时人工灌溉技术改进推广的方向。经过一段时期的示范推广,凿井灌溉的功效渐为农户所信服。一部分耕地较少的贫弱农户,也采用三四户或五六户合作的办法,共同出资凿井、购置水车,逐家轮流浇地,清末民初时,临淄县的水浇地已经达到4.3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2%。1932年临淄县政府扶持农民打井,水井每眼给贷款210元,土井给60元。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全县农田水井达到7270眼,井灌面积达到5万亩11。随着各地新法凿井的推广和砖井、钻井数的增加,水车使用数量不仅有较大增长,而且性能也有较大改进。传统旧式水车多为木制,车体笨重,使用极不灵便。20年代后,山东各地十几家铁工厂相继成立,开始批量制造铁轮、铁斗水车。铁工厂制造的普通铁斗水车,比木制水车省力,出水也多。30年代初,山东华丰机器厂制造的新式水车,有水斗50个,车体轻,只有旧水车重量的一半,一小时约可出水11吨,比旧水车提高效率25%。当时水车井一眼,一般可浇地15—20市亩,作物收成比旱田明显提高。小麦增产80%,达153.1市斤,谷子增产86%,达243市斤12。但是,战前水车井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即使在这些地区,因各项经济条件的限制,也远未能普及。30年代,开凿一眼砖井一般需费50元以上,开凿一眼水车钻井则需100元左右,购置一部大水车约需90元,一部小水车约需60元13。这样高的费用,对于多数贫困农户来说是无力承担的。一般地少的自耕农户,仍只能开凿省工省料的土井,沿用旧法提水浇地。
(四)推广方式不断改进
伴随山东农业推广规模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农业推广的方式方法也逐步有所改进。在吸取早期品种引进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推广前的示范、宣传和指导逐渐受到重视,推广工作与合作社、资金借贷相结合,成为30年代农业推广的发展趋势。各地农事机构在向农户分发良种,派人从事田间指导的同时,还通过建立推广实验区,通过举办技术示范,用实例说服引导农民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然后设立特约农田,采取契约形式,将农家生产经营与农业推广项目相结合,在农场的指导下,靠特约农户的自身经营来对周围农民产生影响,带动农村农业推广。为了提高推广效果,各推广组织还举办大量农事讲习会和农产品展览会,印发大量农业普及读物,内容涉及农作物的选种、栽培、病虫害防治以及造林、养畜等诸多方面,并由技术人员分赴各乡担任主讲,宣传有关农业科学知识,解答农民提出的各项疑难问题,同时,借助农产品展览会来倡导农业改良,通过参观各种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知识,给农民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从而为日后的农业推广创造了条件。这类方法措施的采用,既构成近代农业推广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农业推广改进发展的重要标志。
总之,近代农业推广的目的在于传播农业科学技术与知识,改良传统落后的农业。纵观20世纪上半期,我国农业推广的范围逐步扩大,农业推广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明显改进,对于当时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多数推广区的农作物获得增产,农户的收益在相同市场条件下相对有所提高,对传统农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经济也出现了现代化的萌芽。
二、山东农业改进中对传统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一)农作物品种得到改良更新,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加强
良种推广在整个山东农业改进推广过程中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近代农业改进过程中推广的良种主要集中于棉花、烟草、小麦、粟等作物种植方面,其中尤以棉花改良品种的推广成效和影响为大。由于良种推广投入少,易见成效,即使在相同耕作条件下,收成也比普通品种明显提高,因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在当时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农村劳动力又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对栽培经济作物的兴趣日益增高,经济作物良種的推广恰与农户种植结构的变化契合。所以,农事机构的推广工作始终以良种推广为先导和中心。在品种改良方面,经过连续多年的良种推广,农作物良种种植比例在推广区明显提高,若干地方品种(如齐细棉、正大棉等)通过科学改良,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而几经换代更新的引进品种,伴随多年推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退化土种和早期引进品种,为农家所广泛采用。在许多得不到有效指导的边缘地区,农民也开始自发的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如美种大花生,就是胶东农民看到这种花生产量高质量优,遂自行换种,经过多年移种拓展逐渐普及。由于在农业改进中引进了大量的新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用,出现了许多属于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对于市场的依赖大大上升,特别是国内外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农产品,象棉花、花生、蚕丝、烟草、粮食等。据《海关贸易十年报告》估计,仅运销上海一地的山东棉花,每年就达“一万五千担以上14”,原先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地方集贸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农产品的销售需要,农民与更大范围市场的联系逐步加强。
(二)农业技术改进,生产条件有所改善
“农业改进的核心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其本质就是在政府农业政策的倡导下,将新的作物品种、栽培方法、耕作制度,防止病虫害方法以及新生产要素应用于生产过程,以逐步替代对应的传统方法和手段,从而建立新的生产增长模式,并将之推广15。”近代的农业改进使得农田灌溉面积在一些地区明显扩大,人工灌溉技术有所提高,尤其在棉花种植区、烟草种植区和蔬菜果品产区,人工凿井灌溉的推广和普及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在各种推广媒介的影响下,农民耳濡目染,对农业科学知识开始有了点滴的了解,在世代沿袭的经验习惯及常识之外,他们渐渐接触到诸如选种浸种、化肥农药、暖房温室、凿井机、喷雾器、自流井、铁斗水车等一类陌生而新鲜的事物。新方法、新技术的增产效力慢慢改变着他们最初所持的保守怀疑态度,开始用新鲜眼光衡量看待农业改良所带来的变化,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去效法模仿。如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就是明显的例子。传统农业每遇病虫害为患,农民唯有束手待毙,或迷信鬼神祈求保护,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示范推广下,农药配制和喷施方法渐为一些地区的农民所掌握,农作物病虫害得到初步防治。尽管当时农药使用方法还十分幼稚,使用范围与成效还比较有限,但从农业传统形态向近代过渡这一角度看,推广使用本身已足具一种开风气的意义。农业生产也因此获得了较大发展,到1936年,临淄县小麦亩产达到120斤,谷子190斤,高粱160斤,粮食总产10700万斤16,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三)时局动荡,资金匮乏,农业改进的成效甚微
产业的改进与进步,需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等诸多因素的配合,农业推广与改良也不例外。但是,从清末到民国,社会一直处在纷乱不息的动荡中,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军阀割据,混战频繁;腐败官僚横征暴敛,对农事漠不关心;高利贷盘剥,土地兼并,导致农户大量破产。据1927年调查,山东“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7。”1927—1929年间,流亡东北的山东难民总数超过7万人,1932—1933年间,夏津、恩县、莒县、费县、昌邑等地逃亡农民高达百分之六十18。加上外国资本操纵农产品市场,任意转嫁危机,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落。30年代,在农产品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农户生产绝对收入的下降抵销了农业推广的增产效果,农户实际生活水平未能随着生产的改进而有所改善。所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削弱着农业推广的作用和影响,干扰破坏着农业推广的正常发展。一般说来,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行。一是通过行政和法制的力量强制实行,二是通过财政力量以经济资助和刺激的方法诱导实行。前者主要运用于体制改革,后者主要运用于生产方法改良,任何政府的农业改良都离不开这两个途径。在民国动荡的时局中实施的农业改良,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经济资助和刺激措施,但远远不足以保证政策的全面落实。政府没有具体的政策和积极的措施,推广机构又大都各自为政,漫无系统,除少数试验农场曾一度合作,共同推广美棉改良品种外,多数农事机构之间彼此很少有分工合作及统一的推广办法和计划。这就使得推广工作带有很大的分散性和盲目性,推广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多数时候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难以切实推进农业生产的改良,导致农业改进陷于空谈,成为一纸空文。
资金匮乏是农业改进收效甚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农民在沉重的租税和高利贷压迫下,艰难地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农村到了“银币和铜元几乎是断绝了踪迹19”的地步,1942至1943年,山东临城不少村庄有百分之八十的富裕中农都靠吃康过活20,贫困的农户连基本的农具和肥料等生产资料都严重不足,根本没有经济能力采用新式的农机具,他们借款的目的多是为了活命,根本没有可能通过贷款去购置农机具改变生产状况。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经营地主和农场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机械化投资。另外,由于农机具价格昂贵,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如采用农机具耕作不仅不一定能增加经济收益,反而会因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增产不增收。这也就是农业生产者宁愿采用投资较少而增产较多的良种和化肥,而不愿采用电机农具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事农业推广的机构,资金和技术力量都十分有限,各县直接用于农业推广的事业费通常只有五六百元,从事推广指导的农业技术人员也只有寥寥数人。农业推广因受资金的限制,推广范围往往集中于城郊农村、经济作物种植区、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区和农事推广机构所在地周围的农村,而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基础差、交通闭塞的偏远乡村、山区和湖区,农业推广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几乎没有丝毫改变。实际上,即使是在良种和技术推广有一定进展的地区,也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继续沿用着业已退化的地方土种和旧的栽培习惯。当时农业推广的影响范围尚只是局部的,推广对改良传统农业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既未能遏止住农村经济日益恶化的趋势,也未能使农业生产从30年代的衰退困境中挣脱出来。
(四)近代农业改进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没有可能对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变产生质的影响
“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散就是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矛盾。小农田不能使用科学方法,不能使用大量劳力和畜力,不能容纳大量资本,所以也不能发展农业经济21。”近代中国虽然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但大量兼并土地的多系军阀、官僚、豪强、劣绅,他们很少能转化为大农业的经营者,绝大多数仍采用传统的租佃制度。清末以降虽然也有一些新式农垦公司出现,但为数不多,且资金不足,间有采用租佃制度的,更多的是进行地产投机。因此,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始终以租佃制度下的小农经营为主体,使农业机械化生产难以推广。加之中国人多地少,而且工业化发展缓慢,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不像日本欧美等国那样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因此,广大农民,甚至规模较大的经营地主和新式农场宁可投入廉价劳动力,也不愿意采用机械农具。在当时贫弱的小自耕农基础上从事化肥、农药及新式农具的推广,因资金、技术等项原因,难度很大,而且在农业报酬方面风险也较大。化肥和农药当时除烟草、棉花和花生种植业使用稍广外,各地粮食种植很少使用。至于新式农具的推广更是极为欠缺,清末民初,山东虽有引进农具的试用和桑园式改良犁具的试制,但只是局限于试验场内。30年代,农用水泵、耕田机、脱粒机的使用,同样也只是作为零星事例,散见于个别农场内,而未见推广。清末和民国政府所采取的农业改进措施,对原有的封建租佃土地制度毫无触动,也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变产生质的影响。
总之,上述清末民初的改良农业政策,主要集中于开拓耕地、改良品种和兴办农校等方面,其中更多的是具有改良农业的意义。如果与日本、欧美的改良农业政策相比,这些政策无论是内容构成,还是实行措施,都显出了它们欠缺和乏力的弱点。中国农史专家章有义先生指出,近代新式农机具、化肥、外来良种等,“都不过是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中迸发出的几点火星,远未形成火炬。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使在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农民一般依然因袭着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古老的耕作方法,极少改进”。他进一步指出:这不应归咎于农民的因循守旧,而是与农民的贫困化密切相关。他援引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农民“救死不遑,籽种耕牛穷无所措,讵有提倡科学化之余地22”正因如此,以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为主的近代农业改进,尽管使得传统农业具备了某些近代的色彩,但却未能使傳统农业实现近代化,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对农业的投资依旧集中于土地购买,农业的有限增长依旧是靠对传统农业技术更为娴熟的应用及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的结果,传统的农业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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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1、程 辉(1973- ),女,汉族,山东济阳人,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讲师,历史学硕士
2、孙丰林(1966-),男,汉族,山东泰安人,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