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华诞。在这90年的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带领我国人民向富强、民主、文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阔步前进。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刊特开辟“纪念建党90周年”专栏，上期选登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论文，本期从党史研究、作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选取了一组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我党的光辉历史、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并表达我校广大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
（南京审计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和党建理论的研究。党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对于研究者而言，还有若干问题是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九十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在我国经济转型期，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注重社会的公平、公正。
关键词：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和谐社会；利益共享，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2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3-0001-08 收稿日期：2010-03-12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
研究的几点看法
吴汉全（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九十年的历史了。如今，中共历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需要我们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我觉得，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对于研究者而言，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一） 关于从社会变迁角度深化中共历史的研究
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多年来倡导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是把中共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中，探讨它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演变之中产生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社会情形之下产生的，是怎样的社会实际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也要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它对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负有怎样的历史使命。过去，我们更多是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革命史观”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然而，仅从政治的视角而不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但会使丰富多彩的中共历史仅仅成为政治史之一，而且还很难说清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变革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情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变革、文化进步、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就难以凸显出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就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来研究中共历史，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广阔的社会视阈中的历史活动及贡献。我认为，要使中共历史真正地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从社会变迁视角深化研究工作是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排除在外，中共历史也就失去了灵魂性的内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热点，但有些学者的研究往往与中共历史研究相脱节，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学术研究是以基本概念为前提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如何研究？我曾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化”、“结合”、“成果”等几个概念，目的就在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其次，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梳理清楚，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体现出来。
最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除了概念的界定和过程的梳理外，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思维上下工夫，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东西，如此才可能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推进到科学的层面。
（三） 关于中共领袖人物与一般民众关系的研究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自然要研究中共领袖人物，这是无可厚非的。我本人也是从研究李大钊起步，以后逐步涉及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问题是，如果仅仅着眼于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而不能再现一般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中共历史的研究必然会缺乏根基。我们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在研究之中有几位研究者能够下工夫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研究一般民众呢？张静如先生强调研究“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问题，认为“研究者都强调要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落实到讲义、专著上，则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所占数量少，一个是不够具体”［1］。 我认为，在中共历史研究之中，不能说研究者全然不重视民众，但民众在研究者的笔下大多被抽象化、概括化了，总体上看，研究者的精英意识还是较为突出的。我并不是说领袖人物研究不重要、今后不必研究，相反，领袖人物研究今后还要加强。我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一般的历史人物，将一定的笔墨用在那些普通的劳苦大众方面。今后，如果能够将一般民众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中共历史中更具体地表现民众的作用并正确地解说好中共领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四） 关于中共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研究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历来是重视的。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代表者”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已被提到研究的日程上。在我看来，文化建设中学术文化建设及其成果是核心的内容，理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学术建设，注重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譬如，1930年5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邓初民、吴黎平等三十余人出席。“社联”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组成部分，除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外，还先后创办了由会员柯柏年、王学文、许涤新、何干之等人分任主编的《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和编写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及《马克思论文选译》、《哲学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著作。又譬如，1938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下设历史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张静如先生在给拙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所作的“序”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这种研究必须“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要有社会史研究的眼光”，“要紧密联系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思潮的变动”，“要依据新的视角与时俱进地加以诠释”［2］。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的关系，是值得中共历史研究者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