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某些结论，看似“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尤其是他们的历史叙述理论，他们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吏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史学理论 历史叙述的演化史 史学史的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11-04
“新新史学”，这是一位美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别称。这个别称，使人联想到“新新人类”、“了克族”等名词，它们是用来指称那些不愿“遵循”社会老秩序、老规范来生活的一代新人，而那些秩序、规范，却是现实社会的基础。用“新新史学”来指称一种要全盘“颠覆”史学基础的后现代理论，颇为形象，远比“新蛮夷”的称呼文雅。其实，无论是“新新人类”，还是“新新史学”，都不可能颠覆现有的秩序和规范。我们与其视它为颠覆或破坏，倒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质疑和挑战。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多数实践的史学家都对后现代的史学观念表示反感，但对用后现代观念、或具有后现代观念倾向的史学著作并不排斥，有些甚至还获得史学界的普遍好评。如何伟礼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事件、经验与神话》就是最典型的二例。这似乎表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结论是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借助后现代的挑战，正好有助于我们重新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我们若能平心静气地应对这一挑战，自能引发出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新探索，这对于像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前，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都参与了那场对中国古史材料的全盘清理和考辨工作——古史辨伪。现在，这项工作及其成果已经成为史学史上一项重要内容而写进我们当代史学史的著作里了。虽然今天也有学者倡导要走出“疑古时代”，但那场古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层累地造成古史观”至今仍“屹立不倒”。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的这一番见解，如果到了柯文的手里，岂不可以演化出《大禹形象三调》、《夏商史三调》、《东周史三调》之类的著作?稍作延伸或发挥，顾先生的发明不仅与柯文的《历史三调》“异曲同工”，也与后现代的观念暗合。当然，顾先生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笔者也无意要将顾先生与后现代主义史学随意比附。上述这番话题无非是想指出：虽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在各种史学史专著中都有专门的论述介绍，但如果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史学观点或史学方法，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史学现象——“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来加以研究，未免有些买椟还珠。
什么是“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呢?有学者说：“那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认识的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简而言之，“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就是人们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历史故事，在不同叙述者及时代、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断演化变迁的现象。至于这番演化是否意味着“提高”、“丰富和发展”，这里暂且不论。
历史学的基础是一个个确实可靠的历史事实，这就像是为建筑高楼大厦而打造的一块块砖瓦。虽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构建历史大厦，虽然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总得优先考虑和遵守，但运用同样的“砖瓦”完全可以构建出不同风格的历史大厦。而事实上，历史“砖瓦”的选择和使用也决不会完全相同。历史学家在材料的选择取舍、安排的主次轻重、搭配的前后左右等等，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从而使建筑的历史大厦——如同历史叙述中的故事就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主题。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事。从表层看，历史叙事的演变是有关对象(人物、事件等等)的叙述演变；但从深层看，则是叙述者自身的演变，是叙述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演变。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单是叙述了历史的故事，也叙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叙述了叙述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故事。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四次修订了他的史学著作《朱元璋传》。今日，我们若将这几本不同年代出版的著作拿来阅读比较，便可见到几个不同的朱元璋(形象)，也可以见到几个不同的吴晗，以及几个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在现实的社会里，并非只有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人人都可以“拿历史说事儿”。社会上不同的人，都会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叙述历史的故事。于是。我们便见到好几个不同层面的历史叙述：有民间流传的历史叙述、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政治话语系统中的历史故事，等等。而每层面上的叙事，又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且彼此影响。于是我们便有了不同版本的大禹故事、或不同的尧舜故事。历史叙事的演化变迁，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呢?这种历史叙述的演化，有多少与学者个人的学识，以及他的个人气质、性格、经历和阅历等有关，有多少与时代社会相联系。换言之，历史叙述在何种程度上只是叙述者的个人故事，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故事?历史叙述也会暂时定型，定型的叙述又会受到学者的怀疑，表现为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某一层面的叙述建构是出于何种因素的制约?它的解构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20世纪“疑古派”的研究为例。当顾先生将他的研究成果融化到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中，将“古史系统”列入传说时代后，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司法纠葛?今天，为什么又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现实要求?历史叙述的形成、它一步步的演化变迁(不断地重新建构)以及后人对它的复原解构、乃至解构之后的再次建构——即整个“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的过程，最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这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奇特而有趣的视角，一个后现代的视角。
其实，有关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并非后现代首先发明的观点。只是后现代兴起之后才将最后的一层窗纸点破。我们读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就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很早就已关注该问题。卡尔说：“每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事实自己并不会说话，
让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次第、写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所决定。历史学家对不同事实的选择和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学者也正是从这一特征来论证“历史等同文学虚构”的。至于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虚构，我们暂且不加讨论，但“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的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这应纳入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目前它还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盲点。
何以称它为史学史研究的盲点呢?因为有关历史叙事的演化变迁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关注对象。有学者发现，历史叙事中的施琅，由昔日“投降派”已悄悄转变为今日的“民族英雄”。五代时的冯道甚为当时人称道，甚至对他的评价极高(“德望为遐迩所倾服”、“望重一世”)，而到了宋代，却被视为“大节有亏”的“无廉耻者”(欧阳修语)。又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发现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舆论并不认为她是革命党人。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多种历史因素逐步建构起来的，除了革命党人的褒扬和民间的纪念活动之外，学术研究为这一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也有学者对长征的历史叙述的演变做了历史的考察，认为长征的叙述至少有四种模式：即1930年代的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的《红军长征记》和用作向外宣传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49年以后的长征叙述的定格，以及近年来的长征叙述的新模式。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报刊杂志、电视电影等领域，我们还可以看到雷锋、白求恩等历史人物叙述模式也在悄悄地演变。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思考，至多是历史的角度，而不是史学史的角度。
史学史大概是历史学中最古老悠久的一个分支学科。惟其古老悠久，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成熟和标准的研究模式，即以史家、史著为基本研究单元的学科研究方式，无论如何总是史学史研究的正宗。近二三十年来，史学史的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在史学史研究重心由史学内部转移到史学外部。即由侧重史学内部的史家、史著、史观、方法、流派等内容的研究，转移到学术团体、制度设置等史学外部的一些重要现象(这里所说的“内”和“外”，都不是很确切，只是表示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新方法、新视角的引进。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史学范型”研究，就是借用库恩的“范型”理论来考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此种研究，并不墨守库恩理论的桎梏，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把范型视为史学研究的一般方式，并由此来考察史学生上研究方式的变更兴替，从而呈现出的发展演变历程。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史学史研究不妨也“拥抱”一下后现代主义。这倒不是(也不必)去接受后现代的一些结论观点，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用后现代的一些理论观点，启动新的活力，开辟新的课题，转换出史学史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