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说文是一种“议论”和“劝说”的文体，它自上古殷商时期产生发展而来，与其时代思想、社会发展，文学辞采密切相关并且伴随着言论权的发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论辩文。
关键词：论说文；发展；渊源
中图分类号：D9 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2-0000-01
中国古代论说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人称其为论辩文或议论文，是属于散
文范畴的，为“古代散文中之大宗” ①。
一、论说文之“论”与“说”
论说作为一种文体，由于其内涵的广泛性，历代学者对它的界定各不相同。也有称其为论辩文、议论文，因此其内容包含丰富的形式。
“论说文”之“论”和“说”意义相近，但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分开来讲。刘勰《文心雕龙》便将 “论”与“说”分开来讲，《文心雕龙·论说》将议论文体皆称之为论说文，认为“论”着重在发挥理论，“论者，伦也”，伦，有条理有秩序；“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论，综合概括各种有关的言论见解，精深的研讨某一道理。“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着重用言辞劝说对方，“更要讲究技巧”②。宋代学者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认为“凡秉笔而书，缔思而作者”都可以看做是议论文。
古代学者根据其内容、用途、写法等的不同，将其分为若干种，如刘勰将“论”分为“四品”以及“八名”。《文选》分论为设论、史论和论。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将论列为“八品”。
二、论说文之源头
刘勰认为“论”体的渊源是先秦诸子的学术文章。认为各种论文称为“论”是由《论语》开头的，故有“盖群论立名，始于兹也”。并将“说”的渊源则追溯到上古三代大臣向君王进谏之论说辞，如姜太公说文王、子贡劝齐等好的说辞。他将“战国游说的雄辩之辞都纳入‘说’体”。姚鼐将论辩文源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就论辩文而言，古代论辩文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尚书》。
三、论说文产生
古代论说文的产生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产生的，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时代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殷商时期，人民受神鬼巫术迷信的思想束缚，“没有话语权”，武王伐纣战争中，周以之弱小打败了商，在战争中看到了人民强大的力量。于是为了了解民情，周统治者将民众的语言作为政治得失的一面镜子。此时的言语受到重视，这是论说文产生的社会基础。
此外，先秦时期，群雄争霸，政治斗争激烈，此时，人们还将论说文作为其斗争的工具。如秦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吕氏春秋》，包含有多家学术思想，不仅是为了显示文学力量的深厚，更希望在延揽人才方面超出别国，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相对普及和教育权利的下移，师生关于如何学习的对话便被记录下来成为对话体，这是先秦论说文常见的一种模式。先秦诸子在解释文献，解说经文的同时也依照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理解、传授，如《韩非子解老》并非对《老子》逐句的解释，而是发展了老聃的思想。这种问答和辩驳的形式为论说文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四、论说文的发展
“论说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论辩文”③，论辩文的出现可追溯到《尚书》，是殷商时期朝廷文献的汇编，涉及许多历史和政治问题。《尚书·无逸》是史官整理的周公告诫周成王的谈论记录。本文仍属记叙文，但文中内容却是政论。还不是完整的政论文，其中论述的方法已开启了论辩文“据题抒论”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论辩文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此时诸侯争霸，各个阶层的代表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从体制上看，出现了语录体、对话体和驳论体；从著述上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形势，是古代议论文第一个繁荣发展的高潮。《论语》通篇为语录，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只能看作是辩论文的早期初级形式。
对话体论辩文，代表是《孟子》，通过人物对话来表达人物的思想和学术主张。以记言为主，但增加了论辩的内容，有了论证和论据，是记叙和议论相结合。它还没有达到论说体的水平，只能看作是语录体到论说体中间的过渡形式。其中以一个中心为议题的某些段落，已具论文的雏形，如“天时不如地利”章。《孟子》中长篇大论的文章对后世论说文具有很大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体现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论说文由坯胎到成熟的过程。其运用论证手法，行文潇洒，表达各自的思想、学术观，为后世散文带来直接影响，论说文有了极大的发展。
及至两汉，各种形式的论说文全面发展。如政论文、经济论文、史论等，其中政论文尤为突出。西汉初，汉王朝还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而经历了楚汉相争的战乱，鉴于秦王朝暴政而亡的教训，汉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所以西汉初文士思想开放，其文放言驰骋。如贾谊的政论文《过秦论》，行文酣畅，锋锐不可犯，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以“论”名篇的单篇文章，《昭明文选》将其作为“论”的首篇，确定了它在论说文中的地位。东汉以后，论文风格开始有了变化，凡以“论”名篇的作品，大都根据一个论点，做同样的推理论证。以“说”命名的篇章论著，一般乃是表达说明或申说事理的意思。
魏晋时代，文学进入了自觉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开始了思想上的解放，文辞上的讲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开始探讨自身的规律。文风崇尚自然形成，文学气息益浓。论说文气势颇多。如曹丕的《论周成汉昭》，曹植的《成王汉昭论》，主题相同，前文站在君王的立场着笔，认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而汉昭王则不可与之相比，而后文则从臣子的角度立言，认为“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终，而成王尚幼……疑者非徒召公也。”。陆机《文赋》最早对“说”体进行了文体论述“论精微而朗畅…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这是对“说”的最早解释。
汉至唐宋，“论”体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唐宋时，统治者将论体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进一步确立了论体文的地位。
唐宋以来，在有着“文起八代之衰”之称的韩愈的提倡下，许多文人在文体和文学语言方面展开了一场革新运动，称为“唐宋古文运动”。政论上，多安邦定国之策，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指出“封建在于继世而理，继世而理未必皆贤，乱端则由此始”。史论方面，多惩前毖后之意，如苏洵的《六国论》，借六国赂秦而亡讽北宋朝廷的软弱。还有韩愈的著作《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这些作家们强烈的现实主义感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将古代论说文的创作推上了成熟的高峰。
元明清的论说文，基本上追随汉魏唐宋，例如章太炎《勤政论》，论述秦代政治，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还有方孝孺的《深虑论》，借史阐明治理天下德重于智。这个时期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政治论说文多以此为主，论说文体细目更多，抒发对时事的见解。
清代末年国家政局不稳，民族面临生死攸关的处境，改良、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时的论说文成就最为代表性的是改良派。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这些为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完成了古代论说文的历史使命。
总之，无论政治论说文，经济论说文还是事理论说文，从文学或社会意义上看，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发展过程也是随着社会形势，社会功用而行，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出一首首论说之曲。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
[3] 《中国古代常用文体规范读本》刘孝严，王湘，吉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