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國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将爱国主义精神与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2018年6月29日，中组部、中宣部印发《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这是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部署，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团结引领广大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形成团结奋斗生动局面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业奠基人和技术领导人，他毕生追逐科学报国梦想，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堪称老一辈爱国科学家群体中爱国奋斗的典范、建功立业的楷模，是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杰出代表。
一、立航空救国之志
钱学森出生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旧社会。父亲钱均夫谦躬自守、博学多才而又思想开通，且深谙近代教育。他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实心实力求实学”，是一位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教育家。父亲不仅为钱学森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而且寓教于乐启发他树立远大抱负，为他开启了人生的智慧之窗。在父亲的影响下，钱学森从小就接受了“学习知识，贡献社会”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图1）
1923年9月，12岁的钱学森进入北师大附中学习。该校秉持“诚、爱、勤、勇”校训，爱国主义是学校的核心办学思想。对于自己在北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钱学森曾回忆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六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爱国元素潜移默化，内化于心，对钱学森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起着催化作用，启蒙了他的报国梦想。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先生1921年曾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明确勾画出了实业救国的蓝图，而他的思想也感染着当时的热血爱国青年投身这项事业。钱学森在中学时便立志学习火车制造，以实现交通救国的抱负。1929 年7月，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为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尽一己之力，“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毅然选择学工科。他以优异成绩考上被誉为“东方 MIT”的交通大学，主修铁路工程。（图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亡国灭种的危险召唤广大青年学子走出象牙塔。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使得上海变成了抗日最前线。血与火的洗礼，促发了钱学森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空军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对上海狂轰滥炸，中国军民惨遭杀戮，人员财产遭受惨重损失。钱学森亲眼目睹这一切，他深切感受到现代航空技术及制空权对国家实力与国防安全的重要作用，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他及时将人生理想从“交通救国”转到“航空救国”上来，决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进行了积极探索。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钱学森选修了《航空工程》等课程，他并利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去学校图书馆借阅航空方面的书籍，学习和研究航空与火箭技术，发表了《火箭》《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最近飞机炮之发展》等多篇航空、火箭方面的论文。
在《火箭》一文中，钱学森发出这样的感慨：“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从这段激情飞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探索太空、征服宇宙的梦想已经在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心理扎根，体现了他将个人梦想与国家、民族的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大志向。钱学森在文中极富前瞻性地指出了火箭的发展前景：“（火箭）是征服空间，征服宇宙的开端！”钱学森在交大时期对航空的关注和研究为他后来转向这个领域奠定了知识基础，交通大学也由此成为他走上航空之路的起点。（图3）
1933年6月，钱学森以机械工程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门机架组”。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必须由学校指派导师补习一年，于是主持招考工作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就为钱学森选派了三位教授组成导师组，对他进行具体指导。在此期间，钱学森先后赴杭州、南昌、南京等地的飞机修理厂实习，为出国留学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图4）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钱学森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学习了四年且就业前景很好的热门专业，另起炉灶去选择一个在当时的中国还仅限于纸上谈兵的“冷门”专业？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抵御外侮的国家需要促发了他报国志向的调整，促使他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角度和高度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钱学森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青年钱学森及时从铁路工程专业转向航空、火箭研究，赤子情怀，鲜明可鉴。在新的历史时期，钱学森在大学时代的专业选择与人生追求无疑值得广大青少年学习和借鉴。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美国邮船公司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深造。临行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而钱学森则向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表露了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二、怀赤心报国之愿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心系祖国，潜心研攻，仅用一年时间即获得硕士学位，顺利毕业。由于他认识到“一名技术科学家对于祖国的帮助远大于一名工程师”，于是打算将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向航空理论，但是他的父亲钱均夫却不同意。他在信中告诫钱学森：“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钱学森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前来看望的父亲挚友、后来成为自己岳父的蒋百里，得到了他的支持。回国后，蒋百里向钱均夫转达了钱学森的想法，他对钱均夫说：“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在于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拆下来改造过来，我们中国就做不到了。所以中国人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蒋百里的一席话最终改变了钱均夫的看法，也得到了他的理解。对此，钱学森一直心存感激，他后来说：“蒋百里不仅是我的岳父，他还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开始了与冯·卡门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他曾说：“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
1939年6月，钱学森博士毕业，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旅美期间，钱学森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以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不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独立完成的学术论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翘楚地位。同时，他还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成为自动控制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戴汝为），它“所体现的科学思想、理论方法与应用，直到今天仍然深刻的影响着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的发展”（于景元）。这些辉煌成就来源于钱学森科学报国的雄心壮志、智力储备和学术积淀，也因此铸就了他科学历程中的第一座创造高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已享有盛誉，并享受着各种职务、头衔带来的优厚生活条件，但他回国报效的意愿从未改变。钱学森回国后曾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1年，钱学森的同学兼同事马林纳看到喷气推进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建议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办一个公司，制造喷气推进发动机的零配件出售给军队。此建议立即得到了冯·卡门的支持，小组成员每人出资200美元，于1942年3月19日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后来，航空喷气公司发展成美国导弹制造的一个主承包商，公司上市的股票也节节攀升。冯·卡门和马林纳退休以后，依靠在航空喷气公司的原始股，都过着富裕的生活。钱学森一开始就被聘为公司顾问，每周三去公司一次，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马林纳作为好友，曾极力劝说钱学森参与公司的股权，均被其婉言谢绝。他当然不知道，在这个中国人的心里，早已拿定主意，决不在美国待一辈子，因此也不愿发这笔“洋财”。（图5）
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间，钱学森并不为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所动，当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即先后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等职务，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过：“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虽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对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三、筑科学报国之梦
1949年10月，钱学森夫妇获悉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即着手为回国做准备。1950年8月，钱学森打点好行李、买好机票准备举家回国。但是，受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的影响，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扣留了钱学森，并软硬兼施，以达到让他滞留美国的目的。钱学森不为迫害所惧，不为利诱所惑。面对美方的挽留，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再留在美国，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1955 年8月4日，在钱学森的不懈抗争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从旧金山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他整整准备了20年。在回国的邮轮上，钱学森无比激动地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在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面对美联社记者的提问，他不无感慨又义正言辞地回答：“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图6）
回国后，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卓越智慧、远见卓识和深邃眼光，带领中国航天人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攻破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解决了一大批关键技术难题，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他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富于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1964年6月，钱学森作为执行发射任务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70年4月，钱学森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1972年至1976年，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钱学森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图7）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天大国，钱学森的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史册上。他当年的航空救国梦、科学报国梦如今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神舟飞天、嫦娥奔月，浩瀚太空一次次留下中国人的矫健身影。
祖国强大、人民幸福是钱学森的最高追求。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在钱学森看来，“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以坚定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向祖国和人民递交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四、谋富民强国之业
进入晚年，钱学森从国防科研战线技术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他退而不休，老而弥坚，以超前思维和远见卓识，继续思考攸关国家长远发展、关乎社会长治久安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为实现中国梦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从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特别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独特贡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铸就了科学历程中的第三座创造高峰。
（一）科技强军，面向未来
出于对祖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切，钱学森一直十分重视研究军事科学的有关理论，并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创见。他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推动军事科学的现代化，以更好地发挥军事科学在国防现代化中的理论先导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钱学森的倡导和指导下，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得以在中国建立并快速发展，为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1979年7月24日，钱学森为解放军总部机关领导做了关于《军事系统工程》的讲演，对国防和军事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钱学森在文中指出：“实现国防现代化就要实现军事手段的现代化和军事科学的现代化。”（图8）
钱学森敏锐地把握国防现代化对军事科学研究方法革新的需要，大力倡导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核心的作战模拟技术，并提出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使军事科学研究走出纸上谈兵和沙盘模拟的传统模式，跨入集成创新的新时代，从而“启发新的作战思想”。1979年，钱学森提出：“作战实验是军事科学研究方法划时代的革新。”1985年，钱学森在全军第一次作战模拟经验交流会上发表了题为“作战模拟是门重要的科学技术”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作战模拟的作用。
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方法为研究和解决复杂军事系统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大大提高了关于复杂军事问题，特别是战略方案、国防规划之类高层次综合性问题对策性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和满意程度。
1986年9月，钱学森在首届全军战役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明确指出：“战争的确是一门科学，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的军事科学。”
基于唯物史观，1995年7月，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首届科技学术交流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的发展形式依次是：徒手战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1998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未来战争是“核威慑下陆、海、空、天、信息战的一体化战争”。而在我军干部培养方面，钱学森于1986年的全军战役理论研讨会上，有着这样的一番憧憬：“所有的尉官應为学士，校官应为硕士，将官应为博士，以大大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素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成为21世纪的信息化人民军队。”为我军人才队伍及军队现代化建设描绘了一幅美好图景。
钱学森关于未来战争模式的判断是对海湾战争后我国国防领域专家学者关于高技术战争研讨意见的综合集成与科学概括，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筹划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推动我国军事科学的现代化，以更好地发挥军事科学在国防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先导作用。
（二）教育强国，立身之本
钱学森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人才培养。他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深刻阐述培养我国科技帅才和将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具体提出了培养途径和方法。
1989年7月，钱学森在《教育研究》撰文《要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他在文中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1991年5月23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钱学森指出：“我们要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图9）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301医院与秘书专门谈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钱学森认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同年7月29日，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7年8月3日和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两次来看望时，钱学森都谈到了中国的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2009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再次看望钱学森时谈到：“这几年，您特别关注教育。我每次来，您都提出要大力培养杰出人才。”钱学森回答：“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钱学森的话让温家宝十分感慨：“我经常将您的话讲给大家听。努力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可以说，钱学森长期热忱地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通过助手表达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
钱学森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体现了他始终将祖国强大、民族振兴放在第一位的爱国情怀，表现出深邃的战略眼光，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指向，对于国家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三）“五业”并举，利国利民
上世纪80年代，面对常规能源日见其少、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钱学森首次提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理论，为解决中国未来“百年之困”的“三个怎么办”未雨绸缪、出谋划策，即：1.常规能源煤、天然气、石油等用完了怎么办？2.18亿亩耕地红线突破后怎么办？3.人口发展到30亿，要丰衣足食怎么办？钱老认为，与其到月球上找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不如把地球表面的沙漠治理好、草地利用好，用“高科技”和“可持续”确保中华各族儿女过“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给世界带好这个头”。
1984年，钱学森在为《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杂志创刊号所撰《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一文中，首次提出“农业型的产业”一词。他指出：“农业型的产业是指像传统农业那样， 以太阳为直接能源， 靠地面上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进行产品生产的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另一方面又利用工业生产技术，也就是把全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新的技术革命都用上了。不但技术现代化， 而且生产过程组织得很严密， 一道一道工序配合得很紧密， 是流水线式的生产。这就是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
按钱学森论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将依其生产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类分成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及海产业。他认为，“既然说是知識密集型的产业，那就要充分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一切可以运用的知识来组织经营它”，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21世纪的第六次产业革命。钱学森提出“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理论，旨在利用高科技和新思维，既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率， 又保护和改良生态环境，让中国农民尽快富裕起来，造福子孙万代。（图10）
求索奋进、不懈进取是钱学森科学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他作为人民科学家突出的生命符号。在攀登科学高峰的漫漫征程中，钱学森永不满足，永不停歇，永不懈怠，永无止境，将全部生命和满腔热情融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之中，达到了忘我的精神状态和超凡的人生境界。
高山仰止，风范长存。如今，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爱一生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和人民。他杰出的科学成就、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定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足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践行中国梦的不竭动力，值得永远学习、传承和弘扬。